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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东北：
——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不久，就暴露出大量的问题。东北贸易部仅检举的贪污金额就达5亿元；沈阳仅工商局所属各单位就揭发出3629人有不同程度的贪污行为；东北铁路系统因官僚主义而造成上千亿元的材料积压无人过问。12岁参加革命，经历过红军长征的东北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的一年中，先后20余次挪用公款26亿元，做投机生意，获暴利达45。5亿余元；与私商盗卖国家物资9。78亿元；利用涂改订货单的手法骗取810亿元作为“小家底”，任其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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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2）
再看西南：
——1951年12月，新华社西南总分社的一份内部情况报道送到中央，内称：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800亿元，其中肖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200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300亿元，其中粮食系统最为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送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10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借支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500亿元。据西南财政部统计，仅1950年和1951年两年中，就发现贪污人员4816人，贪污公款323亿元，粮食400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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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一看中央的情况：
——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在中央和华北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透露了中央各机关的情况：
“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来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统计，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共1670人。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一个人即用造假条子的方法贪污7亿元，现已逮捕法办。浪费的现象发现更多。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在1951年一年内，因对油槽车处理不当，先后共损失了5千吨汽油；另有两千吨汽油，因工作粗枝大叶、缺乏知识，把不同的油类混淆了，因而完全失效。……
薄一波的报告还列举了中央纺织工业部、人民银行、中央燃料工业部、中央贸易部等部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薄一波提醒大家：
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国家已经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被浪费了。现在也还有大量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着。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必然还有更大的资金被贪污和浪费掉。
一面在勒紧裤腰带增产节约，另一面却在大肆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其结果，将严重地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建设，以至动摇整个共和国大厦。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祸国殃民的“三害”。
面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中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痛心，周恩来痛心，中共中央高度警觉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的时候了！
毛泽东的政治目光是极为敏锐的。1951年11月，当他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所作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后，立即于11月20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正式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全国范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号召。
突破口在哪里呢？周恩来在密切地注视着，毛泽东也在深深地思考着……
1951年10月，当时的河北省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刘、张都是刚刚执政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
知情的人惊叹，这桩案件，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一起贪污腐化案！党内党外、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最高领导层，看看中央如何处理——处理这样的“大人物”，谁也不敢轻易定夺，只有中央才能拿最后的主意……
刘、张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中共河北省委高度重视并立即对其展开了调查。到11月底，事实基本清楚。
1951年11月29日，由薄一波、刘澜涛署名，中共中央华北局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了一份重要报告，内称：
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亿4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5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左右投入地委机关生产，作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千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49亿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达4、5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1、2千万元之巨，据有账可查者，达1亿3千万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1亿5千万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
“三反”“五反”（3）
毛泽东震怒了，周恩来震怒了，整个中央都处在震惊之中。这样的大贪污腐化案件，在党内是罕见的！
刘青山、张子善，无疑是大贪污犯——人们称之为危害党、国家、人民的“大老虎”。这样的老虎，必须严打。
根据他们所犯的错误及罪行，中共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11月下旬，经华北局讨论，有关部门决定依法逮捕刘、张二人。此二人是党的高级干部，逮捕他们必须经中央批准。案卷直接报到了周恩来的桌上。
最大的贪污犯就出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天津，愤怒的周恩来当机立断，亲自批准：张子善现在保定参加河北省党代表会，立即将其逮捕法办；刘青山现出国，归国后亦予逮捕。
11月29日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问回国后也立即被逮捕归案。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做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逮捕刘、张二犯，周恩来心中沉甸甸的，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与他也有同感。新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太艰巨了，在创业的当口儿，偏偏在党内出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败类。绝不能姑息养奸！
逮捕张子善的第二天，即11月30日，周恩来将自己指导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送到毛泽东的案头请审阅。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起草的稿子后，立即做了详细的修改。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各同志的意见，12月1日，经周恩来定稿后，中共中央向党政军各部门和各地发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决定》的言辞不容置疑：
“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决定》中所指的“典型的贪污犯”。其情节的严重程度，适宜于“直至枪决”的处理。
《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迅即向出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教会议和华北军区高干会议的代表作了传达。传达之时，周恩来想得更远，他在会上特地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思想改造，必须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学习，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站稳立场，分清敌我是非，以肃清反动思想，严格批判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反对个人主义的思想。
随后，为了加强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的领导，周恩来领导组建了各系统的领导机构，并亲自拟定了人员名单：
中共中央节约委员会（不公开），书记薄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