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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火了。铁路大动脉中断，国家的损失将无法估计，社会的混乱也会愈演越烈。他立即让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
同时，周恩来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一方面细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周恩来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
哪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对周恩来的意见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春桥到上海后，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
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在国务院，周恩来把余秋里和谷牧两人调来，协助自己抓工业，并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写信，明确地重申自己的观点：“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
信是写出去了，意思也表达清楚了。但周恩来心里非常清楚，“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对这个话不一定听得进去，他还必须采取其他办法来达到保证全国交通命脉不中断的目的。
进入1967年的第一个凌晨，还在工作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受到冲击的陈丕显：“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首先要整顿铁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绝不能中断。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
1967年的第二个凌晨，周恩来又召集全国铁路系统20余个单位在京的代表谈话，严肃地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
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和开导，无论是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本人，还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广大干部，都深受鼓舞。他们预想，只要有总理支持，铁路的混乱状态应该能够得到改变。
没想到，在全国的混乱逐渐加剧的情况下，铁路的混乱也越发不可收拾。在铁路系统，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们，气焰越发嚣张。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其中用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2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乱中求治（3）
此后，一场周恩来做梦也想不到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都不能幸免。“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泛滥。
一场空前的社会混乱降临中国。
周恩来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还要面对极为混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局势。他最清楚，要制止混乱，必须尽量争取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周恩来所要解决的，是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周恩来所要承受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
在全国的所谓“夺权斗争”中，铁路部门的夺权更甚。
上海“一月革命”以后，全国的铁路交通系统的夺权紧随其后，各地铁路网络频频告急，几近瘫痪。铁路部门从上到下，大批领导干部在“夺权”狂风中被揪斗关押，工交部门的几位部长被造反派揪走。铁路系统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职工四处串联，停产闹革命去了……更加奇怪的是，周恩来要过问铁路的事，却找不到铁道部部长吕正操。
在停产闹革命的派性斗争中，许多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先后有上海、蚌埠、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的铁路交通发生中断事故。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国民经济运行受到巨大的冲击。
1967年初，周恩来多次召集铁路有关系统的代表谈话。他严肃地告诫：
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
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
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联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他还多次在中南海里接见铁路系统的造反派，对他们胡乱夺权的行为和派性斗争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
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权，夺“私”字权。
正在周恩来极力劝说人们不要出来胡闹，要赶快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搞生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已经如同一匹脱了缰的不驯之马，它激起了人们躁动的心态，众多的人热衷于打派仗，早已无心生产了。
1967年3月18日，周恩来接到一份报告，它反映位于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内部派性问题严重，其中说：在这个局内派别众多，有200多个派性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甚至有人强调要打破条条框框，砸烂规章制度。由于派性斗争，该上班的不上班，该拧闸的不拧闸，有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
这对周恩来来说，无异于发生“地震”，国家经济如此震荡下去，非垮不可。必须采取军事管制的紧急措施处理。
周恩来立即将反映齐齐哈尔铁路局问题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并附上了自己的意见。
当天，周恩来还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商量了如何对国防工业、工交财贸等部门和一些重要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问题。
鉴于国家的无序状况，再这样乱下去，别说是“天下大治”，恐怕政治上“大治”都很难保证，因此，毛泽东赞同实施军事管制的意见，他在周恩来送来的报告上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乱中求治（4）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让余秋里、谷牧草拟对铁路、交通、邮电三个重要部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
3月21日，余秋里和谷牧便把实行军管的决定稿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
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
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
中央文革的一伙人很清楚，成立一个与“文化革命委员会”并行的“业务领导小组”，无疑是要削弱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再加上“不要一概排斥、打倒”干部这类的条条，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与文化革命的宗旨相违背的。因此在这份决定稿拿到中央碰头会上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刁难，他们左右挑剔，觉得横竖都不顺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