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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嘎深有感触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设想的。”阿沛副委员长还说：“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至今，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仍然挂着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阿沛说的是实情。如果不坚决、周密地加以保护，那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处境的确是不堪设想的。对他们，周恩来尽量采取了一些非常细致而有效的保护措施。
“文革”开始后，早已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自然免不了受到冲击的厄运。1966年8月下旬，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强行冲进班禅在北京的住处，把班禅押到学院批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自己的联络员会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和解放军代表，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制止红卫兵对班禅过火的批斗行为。
之后，周恩来向各派红卫兵组织做了很多的说服工作，才得以把班禅转移到北京卫戍区由解放军保护起来。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领导：“要好好保护班禅，绝对不允许红卫兵再把他弄走。你们要向中央负责，不能让班禅出事。”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7）
在卫戍区，班禅无论政治上、生活上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两个多月后，局势稍稍有了一些好转，周恩来这才指示卫戍区把班禅送回了寓所。
后来，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刁难，班禅被送进监狱。但周恩来仍想方设法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还多次交代阿沛去看望班禅，并试图让班禅出来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班禅重新获得自由后，曾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正地说过这样一句感人肺腑的话：“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
……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混乱中，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压力，为减少党在统一战线上的损失，周恩来付出了艰难的不懈的努力。正如他在对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所说的：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在“文革”中，党的统战政策是最难坚持的政策之一，统战工作也是最难坚持的工作之一。为使这一政策和这一工作不至于崩溃，周恩来尽了极大努力。尽管艰难，这一政策和工作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种坚持，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着重要的意义。仅在李宗仁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969年初，当李宗仁在直肠癌、肺气肿、肺炎等多种病魔的作用下心力衰竭时，他仍深深地惦记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临终之前，他交代：把周总理拨给他的生活费送还给国家；把他珍藏多年且有几百年历史的外国名酒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周恩来对干部和民主人士的保护，其力之所及也越来越有限，他的工作越来越艰难。与此同时，他自己也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有时候，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处在需要想方设法保全之中。只有保全了自己，才能为党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心境：“对党和人民，我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力保栋梁（1）
力保栋梁，生死相依，在艰难处境下尽最大努力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直指党内高层。
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直到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屈奋斗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些自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就与资本主义道路无缘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很快就被打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
如此“革命”，许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问总理，总理也不明白。
谁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伙人——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打倒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目的阴谋家——明白。
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过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一大批妨碍阴谋家篡党夺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党内一小撮”揪了出来。
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揪出来的人，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在特殊的环境中尽量保护他们，成了周恩来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保？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毛泽东的直接支持，正红得发紫、得势猖狂，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公开为大批受冲击者开“绿灯”，显然不是时机，也根本行不通；正面与林彪、江青一伙冲突，也未必是好的办法。历史的扭曲给周恩来造成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这使得他必须对老干部采取巧妙的保护办法。周恩来发挥了他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也为此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最初对老同志的担心，是他们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语。“文革”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和到处夺权之风盛行，许多老同志开始既不理解又产生反感。周恩来手下的一些部长们意见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他们知道，心中憋闷只有到总理这里讲一讲，总理是了解他们的。但一开始他们没想到，周恩来与他们一样，也对“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总理”这样的位置上，不理解要执行，理解了也要执行。
得知部长们的这些牢骚话，周恩来很焦急，生怕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会在政治斗争中惹火烧身，引来麻烦，以至于无法挽回。为提醒他们，周恩来多次对他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军事秘书传了三句话给这些老部下：
心中无它，积极革命；
实事求是地检查；
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斗争是严酷的！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
力保栋梁（2）
1967年“二月抗争”后，老帅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忍无可忍”，公开表示要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到底”。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明知面临着“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的危险，但毫不畏惧。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先是江青密谋向毛主席进谗言，告了“三老四帅”们的状，并把周恩来也置于被告人的地位。
1967年2月18日晚、19日晨，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一脸怒容，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是啊，为什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