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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早点回来。当时正值隆冬，分外严寒，每天天快亮时，才看见总理的汽车缓缓地从外边开回来。总理太疲乏了！太劳累了！
看到这些，我和贺总心里难受极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车轮战，使他不得休息。
贺总住在西花厅，心情很不安。总觉得总理天天为国家操劳，他却躲在西花厅休息，很不是滋味。总理工作这么紧张、劳累，有时还抽时间到我们的住处看一看，每次来后，都对贺总说：“你就安心住着吧。”……
不久，席卷全国的派性斗争也渗进了中南海。在江青一伙的挑动下，许多住在中南海的中央负责人受到了冲击。中南海墙外“打倒贺龙”广播声更是不绝于耳。中南海并不是安全之地，西花厅也非安全之所。
无奈之下，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于1967年1月19日找贺龙谈话，他恳切地对贺龙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过要保你嘛，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形势如此险恶，连周恩来的住处都不安全了，贺龙只好与周恩来依依惜别。
分手时，周恩来深情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呆一会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周恩来自己都没有想到，与贺龙这位共同战斗了40年的老战友的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凌晨，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护送，贺龙和薛明搬到了周恩来所找的另一处“安静的地方”——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
贺龙“消失”后，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放过他，他们四处打探贺龙夫妇的去向。但有周恩来顶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揪斗贺龙”、“打倒贺龙”的计划被搁浅。
贺龙一走，周恩来始终惦记着等秋天形势好一些后去把贺龙接回来，不曾想，1967年秋天以后，由于林彪一伙加紧了对贺龙在政治、生活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迫害，周恩来失去了与贺龙的联系。贺龙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受林彪一伙控制。
1969年6月9日，贺总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
得知贺龙被害死的消息，周恩来悲哀至极。贺龙是他极力想保住的人，却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一场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把周恩来推向了内心痛苦和焦虑的深处。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在1975年6月9日中央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才得以向这位逝世已经6周年的老战友“当面”表达自己的悲痛心情。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音颤抖地对薛明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力保栋梁（9）
带着簇簇地流下来的眼泪，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前，深深地、连续地向贺龙鞠了七个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进行的全局性的内乱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且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在这样的内乱中，周恩来利用他的特殊威望和地位，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维护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也保护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就他的作用所及，有的人他保护住了，而有些人（包括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他却无力保护住……
对刘少奇的冤案，就是周恩来最感到无能为力的一件事。尽管周恩来在关心、保护刘少奇方面花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打倒刘少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最直接和最大的目标。“打倒刘少奇”，既有毛泽东的支持，又有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诡计。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被推上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周恩来的心情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之前的那天晚上，周恩来整夜未眠，在屋里来回踱步，焦思和困苦糅合在了一起。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在全会上，他也不得不违心地谈到刘少奇的“罪行”。
英籍作家韩素音曾通过引述邓颖超的话，描述过周恩来的心态：
1977年，我问邓颖超说：“我也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东西。他目前已恢复名誉。当时有人向我提供了不确实的材料。现在我是不是有必要向他的夫人王光美公开道歉？”
邓颖超回答说：“有什么必要？你没有反对过他。你是听信了我们。开除刘少奇出党的文件是由恩来签署的……我们为此而道歉就成了吗？这件事对恩来说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他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为了顾全大局。”
……
周恩来能不能拒不投票？如果他投票反对开除刘，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24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
韩素音还通过引述斯诺的话，说明周恩来对刘少奇的态度：
1970年10月的那天晚上，周对1936年以来就相识的斯诺讲了他困难的处境。周说：“我身边没有人，以前的老同志一个也没有剩下。”他详细地谈论了这段像洪水泛滥一样危险的历史，感情上的创伤，每次巨大的政治斗争带来的苦难。在谈论过程中，他提起了“刘少奇同志”。
斯诺对我说：“‘同志’？刘已经不是同志，他两年前就开除出党了。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
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斯诺又对我说：“周那天晚上疲惫不堪……由于悲伤，也许由于内疚。他知道我不会把他所说的话统统写下来。我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信任。”
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心态和作用，邓小平后来又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说：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古稀之年（1）
古稀之年，“解放”干部，为邓小平等人复出费尽心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早在两年零5个月前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被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那个“副统帅”林彪，由于迫不及待，抢班夺权，阴谋败露以后，又仓皇出逃，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机身亡。
这件事，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的毛泽东，已是78岁高龄；周恩来，也已在古稀人生中度过三个年头了。
林彪出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为批判极“左”思潮、解放老干部以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周恩来曾经说过：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历史，为周恩来准备了又一个力挽狂澜的舞台。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到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等要职的位置上，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再加上不久前因制造“天才论”和从事反党活动被揭发批判的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们一个个从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层中消失了。但这一核心层并没有就此安静，另一伙人——以江青为代表，对权力的欲望并没有减弱。斗争更为险恶。
自“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曾多次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在“文化大革命”类似“地狱”、“虎穴”的政治旋涡中，周恩来一方面要清理林彪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还要与江青一伙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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