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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racts）概念，意指当某种可能的情况发生时，提供特定财货或金钱的合约。我所说明的，是所有能意识到的风险都可以保险。不过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勾勒轮廓，后续扩大及深入的研究则是由戴布鲁来接手。这个观念本身虽简单，却谈得上是创见。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1）
该项研究已经成为一项标准的分析工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条件性合约可视为理想体系的蓝本，可用于与真实世界有关风险承担与风险转移的方法相互比较。很显然地，从实证的观点来看，真实世界中风险转移的机会，并不像我模型中所预测的那么多。在一开始时，我找不出特别的原因来解释这样的差异。
多年之后，总算豁然开朗。当时，福特基金会邀请我从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医疗保健。我首先对有关的实证文献做了一番整理。根据我的理论背景，我发现当时针对这项高额的财务风险所承做的保险相当不足。事实上，不管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部门的保险，在当时都已有大幅的扩张。不过，我很快了解到，要达到充分的保险还存有障碍。对医疗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险会诱发过度消费，导致支出超过实际必要的所需。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原则？以保险来应付不确定性这个概念，并没有充分反应实际状况，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确定性。被保险人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了解，当然比保险人（保险公司）来得深入。每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任何经济体系内都是一项关键因素，并非只限于医疗保险。
〉〉〉信息的差异
再举佃农这个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雇用某人在农场上工作，该名农工在所得固定的情况下，缺乏诱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对该名工人的工作情况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据此来指挥工人。但是，要取得这样充分的信息，地主势必得花费相当精力亲自督导监控。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地主和农工双方将有不同的信息，生产将无法充分发挥效率。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额出租，那么就可以给工人（在本例为佃农）非常大的诱因。但是，不要忘记农业也是一高风险的事业，最贫穷的农人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这种不确定性。因此，分粮（Sharecropping）这种折衷的形式才会兴起。这种方式削弱而非消灭工作的诱因，承担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风险。类似的观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险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险都有所谓的共同保险（Coinsurance），将风险做部分分摊，但病人仍多少有节约的诱因。
这项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说明如下：信息的差异性普遍存在于经济体系里头，导致了无效率，也促使我们透过合约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识，对信息不足的一方施以保护。我个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比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术性的，所发展的理论也是集体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经尽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浅显的说法，来报告我过去一些研究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观念与研究成果相互关联。不只科学的领域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也正是一个合作的世界。为了学术上的荣誉与成就，或是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相互竞争；但追根究底，让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乃是我们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无数先例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5年2月6日
过去五六十年间，美国出现经济学蓬勃发展的现象，随即变成世界经济学的重心。1932年我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Allen）使用数学符号；不过如果他们和我早期的经验相同，就难免遭遇著名期刊对运用到微积分的论文严格设限的情况。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我的时代的经济学
眼见今日各式符号不但充斥于《计量经济期刊》的篇幅中，连《经济期刊》（Economic Journal）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也无法幸免，许多对这种现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会觉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园，而生出向往之心吧！
别想得太天真。在旧式的经济学中，处处充斥因袭过往的陈腐谬论，茁壮的科学新株难以由这片土壤孕育出来，而时髦的教科书与论文，亦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
经济学家在1932年真可谓生逢其时。经济学像睡美人，她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熟的土壤，慢慢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我讲的是凯恩斯革命吗？当然。这个名词指的并不是50年前在凯恩斯、汉森、罗宾逊夫人、勒纳（Abba Lerner）、卡莱奇（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与观念。透过卢卡斯（Robert Lucas）、沙坚特（Tom Sargent）、巴罗（Robert Barro）等人的著作，新兴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已将早先凯恩斯学派的原理做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转。然而，今天无论是货币理论、折衷的主流凯恩斯学派或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尔拉斯与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或是两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师奈特（Frank Knight）与威纳（Jacob Viner）的方程式相较，其相去真可谓天差地别。1936年由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首创的宏观方法学，固然是1985年挥向凯恩斯学派的利剑，但同时也成为捍卫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盾牌。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2）
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都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这些是课堂内所探讨的经济学。当然，对外在经济世界的观察，也被带入了课堂之中。就外在环境的影响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于我这种经济学者发展的时期，大学大幅扩充，工作机会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经济科幻小说的通俗术语，我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活动，乃是乘着康德拉捷夫扩充（Kondratieff 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 Deal）与福利国家的政策，替经济学者在政府机构中创造了庞大的新市场。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计有武器、炮灰和经济学者：就算景气循环因战时管制经济而进入冬眠，资源配置的数量问题也不再存在，经济学者还是可以在作业研究这门新科学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者，在这类游戏中能胜过他们的，也只有少数聪明绝顶的物理学家。
接下来适逢战后教育的蓬勃发展。1935年时，杰出的经济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伦比亚等寥寥几所，现在则在各地都有优秀的经济研究所出现。升任正教授毋须熬到45岁，拜一批行动积极的系主任之赐，为战后经济学的天地创建了香格里拉乐土，他们在行政当局授权下，四处延聘薪资也许比他们高一倍的抢手明星教授。一如战时空军有嘴上无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荣登崇高的学术位子。
〉〉〉欧陆精英齐集美国
单以人数众多而论，美国的经济学者就比国外经济学者占上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就为我们送来了一批欧洲大陆的精英。芝加哥是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城市，同样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纽约仅次于斯德哥尔摩。奥地利学派的成员几乎全数为美国罗致。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Fermi）这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我们还看到了经济学者库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顾志耐等许多人。之后，由于美国的实力日益增强，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国的经济学者名单上，相继出现了赫维兹（Hurwicz）、戴布鲁、泰尔（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费彻（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数十年来，我不断看到国外顶尖的博士后学者在美国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