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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平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6）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5年3月21日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