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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肯定是所有人中最高兴的，和每天听希特勒喋喋不休地谈论犹太人的罪恶相比，成为这些孩子的保姆显然是一种莫大的解脱和快乐。
在很多母亲看来，玛格达当时的想法简直可怕至极，但她却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她曾私下对朋友说：“一旦德国战败，戈培尔肯定会被视为罪大恶极的战犯，那样的话，我的孩子们每天都会受到别人的折磨、鄙夷和侮辱。他们那么善良，那么可爱，可未来的那个世界却容不下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忍受这样的苦难，我会让他们永远陪在我身边。” 玛格达·戈培尔不像爱娃那样温顺听话，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希特勒非常信任和喜爱她，还特意给她颁发了金质纳粹徽章以表彰她的忠诚。
虽然玛格达很受希特勒宠爱，但在这段最后的时间里，她的丈夫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曾几何时，两人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在其他纳粹官员纷纷逃离柏林的时候，戈培尔毅然搬入地堡，这证明了他对希特勒的忠心，而希特勒也曾在他与玛格达的婚礼上担任过伴郎。但现在时过境迁，两人之间的冷淡与隔阂日益深重。希特勒很少正眼看他的宣传部长，更不同他单独用餐，甚至连戈培尔打来的电话都要通过鲍曼转接，才能到达希特勒那儿。事实上，戈培尔和希特勒的卧室之间只隔了一条会议室过道，但他打来的电话必须先转到隔壁的总机房，然后再接到鲍曼的办公室，最后才能和希特勒通上话。
深入地堡（3）
我们穿过餐厅，沿着水泥阶梯下到了地堡底层，看见门口处站着两个卫兵。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有好几次我来的时候就发现大门敞开，门口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房间就是等候室，余下的几天里我多数时候都要待在这儿。房间里有好多人，基本都是些等候传唤的副官、传令兵和秘书。也有些人和我一样是信差，但他们的级别都是高级军官，年龄也比我大不少。从等候室里可以看到会议室的大门，每次开门时都可以瞥见里面的情景。希特勒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支着桌子，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即便空间狭小，也总是乐此不疲。希特勒始终身穿一套军装，这么多天都没改变，从衣服上的褶皱可以看出，他晚上一直是和衣而睡。
有一次，我正和其他几位军官一起坐在会议室的过道上等候，突然间，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从地图室中走出，进入了过道。当时走廊里有好多人，看到他走过来，人人都立刻起身，像沙丁鱼一样紧贴着墙壁。希特勒走到我们这儿的时候，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没有注意身边的任何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直接走向了公文信件的收发室，迅速消失在我们眼前。
由于长久居住在狭小拘束的地堡中，许多人都开始表现出幽闭恐怖症的倾向。人造光长期照射再加上通风机不停地嗡嗡作响，让人们的神经陷于崩溃的境地，在那种地方生活实在是一种煎熬。我曾看见一帮将军从那间小小的地图室里涌出，他们一个个看上去都快窒息了，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呆了多久。希特勒还严令禁止他的部下在地堡内吸烟，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
我第一次去元首地堡时，在水泥楼梯左侧发现了一排厕所，全都冲洗得非常清洁干净，着实让我大感安慰。这也许是专门为那些在等候室里苦苦等候的纳粹官员们准备的，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每次都借机享受一番。除此之外，地堡里还能供应日常的生活用水，这些水全都来自一口地下20米深的自流井。实际上，在整个大臣花园中，除了希特勒地堡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用水供应都已经被切断或者被污染。
在地堡里，让我最受刺激的场景就是看到等候室内堆放着一车车的食物。所有三明治都是用新鲜面包做成的，这些面包来自于威廉姆斯大街的一个面包房。这家店在那种环境下依然正常运营，而且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原料：意大利腊肠、烧牛肉、新鲜奶酪和腌菜等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每次看见，我都忍不住想冲上去大吃一顿，但最后还是不敢造次。最让我感到痛苦的场景就是看见鲍曼走进了等候室，抓起一把三明治将他的外衣口袋塞得满满当当，然后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从那时起，我开始非常讨厌鲍曼。
当时，元首地堡和党总部之间的通信线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因此任何从地堡发出的指令都要由专人送到威廉姆斯大街（也可以通过宣传部的无线电设备进行发布，但只有党总部内的海军无线电室才能收发海军和党政信息密码）。于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我不得不每天十几次地往返于威廉姆斯大街和地堡之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这是一场俄式轮盘赌的游戏，每次一跨出防空洞，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拴在裤腰上。幸运的话只是尝尝燃烧弹带来的浓浓磷烟和有毒汽油的味道，要是不走运就会直接被苏联火箭削成肉泥。在威廉姆斯大街，到处都有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的尸体，散发出的恶臭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甜味，这种气味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如果你很倒霉地赶上了一枚喀秋莎火箭在附近爆炸，立刻就会引发突然的失明和方向知觉的丧失。这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你必须迅速移动双脚寻找掩护，否则下一枚火箭就会如期而至。
在苏军的持续打击下，平日通行的街道已经成了一个乱葬冈，到处都可以看见死尸，有些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位于威廉姆斯大街另一头的党总部花园也成了一个大墓地，空中弥漫的战火硝烟让人无法看清地上的尸体，我就曾两次被僵硬的死尸绊倒。每当我们以为敌人的火力已经到顶时，迎接我们的总是更为猛烈的炮火，钢铁洪流如雨点般倾泻在道路上，一时间火星四溅，留下一个个白炽斑点。有些人被子弹和爆炸后的弹片击中，立刻被撕成了碎片。我们把一些身受重伤的人拖进了格特鲁德医生的病房，有些她根本无力医治，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急救措施。阿克斯曼要求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火力点以减少伤亡，但据我所知，在短短的四五天内，就有至少20个人死于苏军炮火之下，其中还包括柏林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奥图·哈曼。
不论何时前往地堡送信，周围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厚厚浓烟。炮弹击中目标后发出的轰鸣声几乎将我的耳膜震碎，更糟糕的是一时间耳朵还难以恢复，持续的嗡嗡作响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人几近崩溃。
在地堡紧急入口的外面从来不会出现卫兵的身影，他们都躲在门背后的安全之处。在入口处还有一个小小的顶棚，可以稍稍抵挡一下从天而降的炮弹。每次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门口，那两个警卫总会调侃道：“幸运的小伙子！你又成功了！”，或者说“怎么又是你，小伙子！你怎么还好好的？”曼扎利厨房里的助手们常常称这些卫兵为“地堡士兵”，有一次其中一位还对那些士兵喊道：“为什么你们不出去和苏联人战斗，却躲在这儿让一个孩子去替你们做事？”
深入地堡（4）
在所有卫兵中，我最熟悉也是最喜欢的是军士长哈里·门格撒森。记得有一次，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地堡门口，却意外发现大门紧锁着。在平时一般情况下，大门都会留出一道缝隙，绝不会上锁。我重重地敲了几下，希望里面的人能听见，过来帮我开门，但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外面隆隆的爆炸声压过了一切，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敲门声。最后，我不得不绕到大臣花园的正面，冒着枪林弹雨进入了地堡。当我向哈里抱怨时，他很幽默地说道：“老天爷，这可是个秘密地堡，难道你还想让我帮你配一把钥匙吗？”
在最后几天中，哈里和我一有机会就开始聊一些热点话题，例如苏联人现在离我们有多远等等。当然，我们谈论的最多的还是温克的第12军，我们都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到柏林来救援。
此时，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仅限于柏林市中心若干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苏联军队的炮火几乎全部集中到纳粹的统治中心。该地区已经成为希特勒最后的立足点，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政府办公大楼，而它的中心就是希特勒的官邸。该建筑整体呈正方形，周围被其他建筑群紧密包裹起来。东面是威廉姆斯大街街上的旧帝国大楼，西面是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的大本营，南面的新帝国大楼将上述两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