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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雷姆抵达地堡时，他才终于知道这个“非常”任务究竟是什么。当希特勒眉飞色舞地宣布任命他为空军总司令时，格雷姆痛苦地躺在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的病房里，捂着那只严重受伤的右脚哀号。但希特勒却依然情绪亢奋，在那间小病房里走来走去，喋喋不休地斥责部队将领、党卫军、戈林甚至德国人民的懦弱无能。他不停挥舞着愤怒的拳头，脸色铁青地说道：“现在我一无所有，所有的忠诚都成了背叛，所有的誓言都成了谎言。德国人民丧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德国士兵都是懦夫，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会遭苏联人蹂躏，还是临阵脱逃。戈林白白糟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力量。”希特勒重复着这些陈词滥调，越说越兴奋。
这真是个可笑而又奇怪的场景。为了护送格雷姆安全抵达柏林，许多战斗机连同它们的飞行员都成了苏军的炮灰。而这位新任空军总指挥官还严重受伤，至少3天不能动弹。一些飞机被派往柏林准备接回格雷姆夫妇，在中途也被一一击落。面对自己引发的这些荒唐事，希特勒还极力狡辩。他责备他的空军元帅应该学会灵活变通，不该亲自冒险。即便是普通士兵，面对不合理的命令也会拒不执行。希特勒大概忘了，自己刚才还在没完没了地强调所有人都要坚决服从他的命令，不管是怎样的命令，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否则会被处决。
当格雷姆还在地堡中接受治疗时，地堡外的局势正迅速恶化。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旧帝国大楼外面看到的场景，那儿放着一个巨大的洗衣盆，里面装满了浸没在血水中的残肢断臂，周围还有许多腐烂的躯体。这个盆原来放在医疗室里，不知谁把它拿出来搁在了露天。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可怕的人体残躯，或许他们根本不屑于此，或者也可能他们自己都被苏联火炮击中，直接被送进了鬼门关。
随着战火的蔓延，照料伤员的任务正变得越来越艰巨。在纳粹党总部，原本仅能容纳15人左右的病房里已经挤进了30多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越来越多的伤员涌入。除了空间紧缺，必要的医疗绷带和药品也面临着严重的不足，但最令格特鲁德医生感到头痛的问题是缺水。
“快拿水来！”她经常这样绝望地呼喊。
如果想弄到水，就必须冒险前往威廉姆斯大街的另一端，在那儿会有临时供水车。刚开始我们使用大口果酱瓶装水，但很快发现效果不佳，首先是瓶盖密封不好容易漏水，其次在剧烈奔跑时那么多瓶子也不好拿。后来，我们得到了一些10升装的金属盆，这样每天来回取水的次数就大大减少了。真是感谢上帝，大大减轻了负担，要知道那时候我每天还忙着送急件呢。但到最后那一两天，取水的危险任务都交给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们，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为此丢了性命。
疯人院（3）
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装尸袋和毛毯，所有的死尸都被堆积在地下室的楼梯旁，等到苏军的炮火稍稍减弱时，再把这些尸体拖到后院中。有一次，苏军的进攻出现了短暂的停歇，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决定冒险将他们年轻同伴的尸首挪到屋外掩埋。刚等他们跨出门口，一枚苏军迫击炮弹就从天而降，夺走了两个年轻的小生命。掩埋尸体的人自己却成了冰凉的尸体，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心酸。还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聚集在出口边，等待着外面炮火的停息。过了一会儿，一个传令兵做了一个冲锋的手势，率先跑出了防空洞。几秒钟后，他在我们眼皮底下中弹身亡。
“他去见上帝了！”我身边的一个男孩惊呼道。
我大声说：“我们去救他回来！他可能还活着！”话音一落，我们3个人立即飞奔而出。其中两人去查看那个被击中的男孩，很不幸，他已经断气了。而我则直接跑向了地堡，并再次顺利抵达。后来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克斯曼，他立刻陷入沉默，没有说任何话。阿克斯曼总是用理查德·阿恩特（Richard Arndt）的例子来教育我们，阿恩特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位传奇人物，参加凡尔登战役时他年仅15岁，这在当时德军中绝无仅有。后来他出书记载了这段经历，也因此成为希特勒青年团顶礼膜拜的偶像。在纳粹的宣传下，二战末期德国参战的15岁少年兵达数千人之众，其中不少人都成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
在阿克斯曼的蛊惑下，我们决心用阿恩特式的勇气来武装自己，天真地以为也能像他那样名垂青史。我们宣誓效忠希特勒，绝不辜负元首的期望。盲目的愚忠把我们变成了一具具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将纳粹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在今天看来，那是一种充满罪恶的狂热，但当时的我根本毫无意识。当我们这些孩子冒着炮火在外面玩命时，制造这幕惨剧的纳粹官僚却悄悄地躲进了各自的地堡，或者早就逃之夭夭。越来越多的谣传开始出现，传说那些逃跑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被遍布柏林的警察给绞死了。对此，我们深感震惊。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我并没有受过重伤，只是左手手指曾经被子弹片击中，导致整个手掌都被裹在石膏里，而且由于皮肤里的金属残渣作用，小手指也开始发炎。但在紧张的工作压力面前，我根本顾不上这些，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疲劳和危险，永无安宁时刻。一天中至少工作18个小时，过度劳累让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入睡，同时也让我忘却了伤势，但格特鲁德医生却坚持让我去帝国大楼的急救医院里打一针。想来真是一种命运的嘲弄，我那么不顾一切地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死亡街道”，只是为了治好一个小小的指头。不过很不幸，由于注射了过量的破伤风疫苗，我全身开始长出水泡。
此时，无论是格特鲁德医生的诊所还是帝国大楼下面的急救室里，各种医疗药品奇缺，惟一还有些储备的只剩下动物园地堡里的军事医院，雷娜特希望我从那里取回些药品做补充。动物园地堡位于蒂尔加腾西南角，距离纳粹党总部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中间要穿越遭苏军密集轰炸的地区，同时面临苏联巡逻兵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无异于送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定能行！”雷娜特鼓励我，听她的口气就像在谈论一场升学考试。我不愿让他们失望，只好答应下来。这一答应就直接送我去鬼门关走了一趟，幸亏最后还是回来了。从我出门的第一刻起，苏军的火箭炮就像冰雹一样汹涌而来，不断激起猛烈爆炸，引发的大火把周围烧成一片火海。临近动物园地堡时，我又遇到了浓烟的袭击，视线完全被挡，分不清东南西北。在这种处境下，我最终能够安全抵达，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拿到所需的药品后，我正准备离开。此时，大量士兵和平民涌入防空洞中，如潮的人群完全不遵守任何纪律规则，夹在中间我几乎寸步难行。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在高声尖叫，婴儿们受到惊吓不住地啼哭，我还亲眼看见一对男女在众目睽睽下当场做爱。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突然想起哈尼斯或许就在此处，于是立刻环顾四周，试图找出他的身影。但很快我发现这是徒劳之举，因为即便他真在这儿，面对那么多人，想要找到他的可能性十分渺茫。人群开始变得愈加疯狂，我几乎是被推出了底楼门口。虽然又再次面临苏军炮火的威胁，但我的心情却感到一丝轻松，终于摆脱了那种疯狂，而且我还很幸运地活着。
回到党总部，我把药品交给了雷娜特。作为奖励，她帮我打了一针药剂，暂时减轻了水泡带来的疼痛与瘙痒。我吃了几片烤干面包，又喝了几口杜松子酒，却依然感到肠胃疼痛难忍。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东西，只是喝了几口水。如果不是有机会去地堡，我可能连一滴水都喝不到，也许早就脱水而死了。过了一会儿，腹部的疼痛终于减轻了，但整个人已经无比虚弱。我一直靠自己的毅力在勉强支撑，直觉告诉我绝不能放弃，一旦倒下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当天深夜，希特勒把汉娜·瑞奇叫进书房，告诉她自己决定和爱娃一起自杀，并要求在死后将尸体全部焚毁。他随后取出两瓶毒药，一瓶给她，另一瓶则给格雷姆。格雷姆夫妇在地堡内有自己的房间，余下的3天里，瑞奇多数时候都在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