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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曾看见一篇报道，说目前在大学的校园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层现象。有人将其概括为大学里的5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的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在一些社会现象中，也往往可以折射出这种对于阶层和社会分化的认知。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的“仇富情结”。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扩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致的流动情形。在农村，大约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一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特别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已经开始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阶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资源的弥散型配置与一体化配置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于不同种类的稀缺资源按照一种什么原则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所谓稀缺资源就是那些为社会成员所需要同时数量又是有限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说法，这些资源包括财富、权力和社会威望。不过，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讨论，在上述资源的种类中似乎还应当加上文化一项，在这里我们用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来作为社会成员拥有文化资源的标志。
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将这些资源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特别是按照弥散型的原则来分配这些资源，还是按照一体化的原则来分配这些资源？所谓弥散型分配，是指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种类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按照一种单一的原则进行分配，其结果，往往是各种资源都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要变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分化刚刚开始发生时候的情形。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表明，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但这种资源扩散的效应，首先并且主要是体现在经济资源上。于是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包括“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我们也还都记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没有与他们拥有的财富一起提升。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拥有了可以让他们自豪的经济资本。在面对社会歧视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在心里说：你们挣那几个“死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铁饭碗”。因此，尽管他们一年的收入也许还抵不上一个个体户一个月的收入，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和福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声望，是他们骄傲和自豪的本钱。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受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从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