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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在现代的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之中，利益的冲突已经变成一种常规化的现象。换言之，社会冲突已经是常规的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在有些社会生活中，利益的冲突往往迅速激化，并很快将与引发冲突的利益矛盾无关的因素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很快失去可调控性，并演变为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剧烈的震荡。而在另外一些社会中，诸如此类的冲突虽然接连不断，但社会却可以从容不迫地来解决这些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创造种种条件，将社会冲突尽可能地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并以此为基础用让步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冲突。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这种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最熟悉不过的歌词，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即对待冲突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或者说，战胜对方本身就是目的。而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冲突的背后，往往有着一种相互的恐惧。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相互恐惧，就只有用彻底战胜对方的方法才能获得自己的安全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正是因为双方都互相恐惧，便不惜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投入军备竞赛。尽管由于种种条件，这种冲突没有演变为现实的战争，但安全感是以己方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而在这种为取得优势而进行的竞赛中，双方的军事力量不断升级。
其实，在人类社会中，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具有你死我活这种含义的冲突并不多。更多的冲突是基于一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冲突中，冲突的最佳结局，不是彼此战胜，而是实现利益均衡。
在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中，要求讨价还价成为一种基本的技巧，而这种技巧本身就包含着要学会让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方的互相让步是讨价还价能够得以达成结果最基本的条件。实际上，只要我们看一下，哪怕是世界上那些最难解决的矛盾和冲突，除了少数是以一方的绝对胜利而告结束的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讨价还价、互相让步而得到解决的。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人打了几十年的仗，双方的冲突目标如果说是以亡国灭种为目的，也不为过分。这种从历史到现实，从种族到宗教，从资源到国土的全面的冲突和对立，无疑是人类所有的对立和冲突中的最激烈、最顽固的一种。但尽管如此，虽然残害生命的行动还不时发生，但双方寻求妥协的努力一直也没有停止。而且我们相信，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仍然会是让步与妥协。而国内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冲突也是如此。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只是一种用非理性的方式结束冲突的结果。
然而，用讨价还价、互相让步的方式解决冲突是需要条件的。其中的一个基本条件（虽然不是全部条件）就是冲突目标的弹性。如果一方将自己看作是真理的化身，自己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冲突就只能以全胜全负的方式来解决，讨价还价就很难进行，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小。
在由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中，在对话和协商中，有没有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以及能否消除相互的恐惧，是非常重要的。
冲突社会学家科塞根据齐美尔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说：“现代劳资双方赖以活动的那个公共的规范，导致各方关注于另一方在冲突发生的条件下是否也能信守规则。”他更进一步地指出：“但这种对规则的信守需要统一而又严密的组织来保证。”正因为如此，在以讨价还价，而不是战而胜之为目标的社会冲突中，对组织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对己方组织的需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组织的需求。美国劳工组织的奠基人龚帕斯在1920年出版的《劳工与雇主》（Labor and the Employer）一书中，就认为，统一的雇主组织的出现，对于工会来说，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他写道：“我们欢迎雇主组织，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只要这个组织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它就更易于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实际上，有些工会或雇主组织，就是在对方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在有了规则和组织形式保证的条件下，双方就在同时承担了一个义务，即“每一方都将参与制止另一方不守规矩成员的行动”。在这里，显然存在着一种表面上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现象。从一个方面来看，在冲突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组织化显然有利于增强自己的力量，从而增大自己在冲突中取胜的可能性。换言之，在冲突的双方中，任何一方的组织化都将产生对对方不利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事情又并非完全如此。正如科塞所指出的：“只要双方势均力敌，统一的一方更喜欢一个联合、统一的对手。”这种冲突对方的组织性，不仅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和谈判，而且也有利于所达成的规则和谈判结果的执行。当然，话说回来，这必须要以冲突的目标是理性的为基础。
社会结构与利益博弈在扩招与失业之间
原来，每年夏天最让人紧张的是高考，但一进入大学，似乎就前途无忧了。而在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应届高中生为高考而拼搏的同时，比他们早4年进入大学的人们则开始为寻找就业机会而努力和焦虑。
在最近的几年中，大学生就业的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只有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大约37万人待业。截至2003年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只有50％左右，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约为80％左右，本科生签约率约为60％，专科（高职）生签约率约为30％。2003年的大学毕业生总人数是212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尚未落实工作。而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2003年大学毕业生的待业率将有可能达到52万人以上。这个数字到2004年将达到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对于这种情况，甚至有人惊呼，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知识失业时代的到来。
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严峻局面，人们自然会关注其与近些年来高校扩招之间的关系。中国高校的扩招是从1999年开始的。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1999年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52万人，增幅高达48％。2000年、2001年，扩招增幅分别为3816％和133％，2002年，增幅虽降至10％左右，招生总人数已达340万人，是1998年的3倍多。但如何看待大学生失业与扩招之间的关系，人们有着相当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与高校扩招有着直接关系的。因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人数就增加了一倍。而且，到2006年，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将相当于2002年的3倍。但也有人认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高校扩招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在经济增长放缓时，高校即使不扩招也会出现失业问题。非但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相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
其实，这看起来对立的看法是并不矛盾的。从中，我们可以将扩招与失业之间的关系概括为这样两点。第一，扩招确实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有人不愿意这样来说，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原来是每年100万大学毕业生加入就业队伍，而现在已经达到200多万，很快就会达到300多万。而与之相应的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如户籍制度的问题、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这涉及高校的专业结构）以及就业观念等，都会对就业的具体情况产生影响，但总的来说，这些因素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因此，在这种具体的情形之下，高校越是扩招，大学毕业生失业的问题就越是严重，这是必然的。第二，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只是改变了失业者的结构，而并没有增加整个社会的失业人数。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如果这批学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