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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中国社会（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80年代的延续，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着重要的转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20多年来，我们定位我们社会的有一个最基本的坐标，即“改革”。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坐标，我们将这之前的称为“改革前”，将之后的称为“改革以来”。这个定位当然是重要的，因为改革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巨变。然而，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这样的定位方式导致了人们对“改革以来”这20多年中一些重要的转折缺乏应有的敏感。
强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的一个新阶段，强调关注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是想用一种鲜明的方式提请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这个新的社会不仅在重塑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新的框架，而且在向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但目前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对这个正在到来的新社会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在面对和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人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着80年代形成的那些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三个背景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第一，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逻辑关系的改变，而且在这个转型中会面临种种阵痛。第二，改革进入利益格局形成的新阶段，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与人们利益最相关的那些改革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其中的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基本完成的。
人们与社会中那块最重要的资源的关系，是在这个时期改变的。而且90年代利益调整最终的结果是新的利益格局固化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更深地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力量在重组，新的游戏规则在出现，新的社会生活的逻辑在形成。许多变化是散射性地但又非常明显地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发生在普通老百姓的身边，只是由于人们（特别是有些学者）仍然使用的是一些缺乏敏感性的概念，因而经常对这些变化熟视无睹，或者将其看作是某些过程的“副产品〃。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年的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7％以上。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受到的应该是明显的繁荣。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多人感到的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逻辑的形成。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这一点，在2000年表现得尤其具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
但在这一年里，贫富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这种逻辑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概括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则呈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资源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
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群体。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90年代以来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则对社会结构产生另一种方向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困境，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
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近些年来，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据报道，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许多人将中间群体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除了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缓慢发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难看到这个群体的踪影。
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群体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向。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微观的层面上，这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而在另一端的，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近些年来我国的困难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困难群体主要在农村，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第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难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困难群体的数量有所上升。结果，是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现象的出现。这首先意味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很多再就业的机会。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中国社会（2）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