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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都督”。同年发动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参加起义者除本地三合会分子外，还有许多新加坡洪门成员参加。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的主要力量，便是以海外洪门为主力的短枪队200多人。在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中，越南洪门成员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起义的队伍。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之役，仅从新加坡、槟榔屿回国的华侨就不下500人，越南华侨还组织了以石锦泉为首的敢死队。在起义中牺牲和被捕之后就义的86人中，海外华侨就占了1/3左右，其中有许多是洪门中人。现在已经查明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李雁南即为洪门人士。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不仅在经济方面给祖国革命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而且许多洪门人士不远万里回到国内亲身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为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的统治、埋葬清王朝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三 哥老会：参与各省的武装起义
1。浙江
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的帮会大多属于哥老会系统，主要有终南会、伏虎会、双龙会、龙华会等。革命党人为了联络浙江的帮会党，做了大量工作，最为突出的是陶成章和魏兰。1903年冬，陶成章和魏兰经《白话报》主笔孙翼中介绍，会见了被囚于仁和县监狱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濮振声为他们出具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以便于二人联络帮会之用。次年正月初四日两人分头前往各地“历探各种秘密会之内状”，结交各地帮会首领。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5）
革命党人敖嘉熊在联络帮会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敖嘉熊字梦姜，浙江平湖人，寄居嘉兴，于1904年6月建立温台处会馆，联络江、浙、皖三省交界处十余府的帮会。继敖嘉熊之后有计划联络帮会的是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字伯苏，浙江山阴人，1904年冬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次年2月，徐锡麟与弟子数人前往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然后由东阳到缙云，与当地帮会中人结交。又在绍兴成立了大通学校，作为联络帮会的重要据点，大通学校“遂为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矣”。
革命党人秋瑾也在联络会党方面也非常出色。秋瑾（1875—1907）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祖籍山阴，今绍兴）。她不顾家庭和丈夫的反对，自筹旅费只身赴日本留学，在横滨参加了革命党人冯自由等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纸扇”（军师），并结识了陶成章等浙籍革命党人，后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联系帮会首领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下游一带帮会，又与蒋乐山、沈鹿珊、张恭、周华昌等组织浙江帮会举行武装起义。1907年3月，秋瑾亲历金华、处州两次联络帮会，并函召各处的帮会分子来绍兴大通学校，学习兵操。又邀请王金发、竺绍康、张恭、吕熊祥等帮会首领来到大通学堂，商讨在各地起义的具体步骤，议定由金华帮会首先起义，处州帮会响应，将清军诱至杭州，再由绍兴帮会直攻杭州，与徐锡麟会合。秋瑾运动帮会先后在金华、嵊县、武义等地举行了起义。
2。两湖
湖南和湖北两省的哥老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湖南的哥老会及其分支江湖会，在革命党人的运动和联络下，逐步在组织上联合为“岳麓山”和共进会。
（1）维新派激进分子对哥老会的联络与自立军起义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中一部分激进分子如唐才常、林圭、沈荩等人，认识到“变之自上”的道路已经走不通，必须走“变之自下”的道路。维新派的激进分子虽然认识到武装造反的重要性，却又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于是开始联络哥老会。为此，他们按照哥老会结盟拜会的方式“开堂放票”，开设“富有山堂”，印刻“富有票”。在组织形式上完全仿照哥老会，立有“四柱”即山堂香水，称作富有山、树义堂、万国香、天下水，内口号为“日新其德”，外口号为“业精于勤”，并有一首诗：“万象阴霾打不开，红阳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也仿照哥老会设有内、外八堂。康有为是“正龙头”，梁启超是“副龙头”。在富有山堂的13个正龙头中，有11人是帮会的大头目。然而，自立会的宗旨依然模糊，既认为清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反对“低首腥膻，自干奴隶”，却又囿于“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窠臼。为了发动起义，唐才常以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为基础组成了“自立军”，拥有十万之众。但是，由于康、梁从国外的汇款迟迟未到，起义行动被迫一再延期，加之各路自立军未能互通信息，难以统一行动。秦力山在安徽大通发动的起义，很快失败。唐才常与林圭计划在武汉的起义也随之流产，唐才常、林圭等20余名被捕遇害，骨干百余人遇难。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6）
（2）革命派对湖南帮会的联络和湘赣萍浏醴起义
革命党人毕永年早年即从事联络帮会的工作，并且投身哥老会中，被封为“龙头”。他曾在香港召开兴中会、三合会与哥老会三方会议，提出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三大团体公推孙中山为三会的总会长，提议改会名为“兴汉会忠和堂”，并“定纲三则”，以兴中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作为总会的纲领，促成了兴中会与粤港三合会、两湖哥老会的合作。后因哥老会首领杨鸿钧等见利忘义，不足共事，毕永年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兴汉会也随之瓦解。
1906年春夏之际，长江中游各省发生严重水灾，造成大批流离失所的饥民，萍浏醴地区的饥民便大量加入哥老会的分支洪江会。是年七月，蔡绍南、魏宗铨与龚春台等在萍乡县的慧历寺开会，商讨武装起义事宜。后来起义计划被官府探知，设在慧历寺的总部也遭查抄，洪江会的激进派廖叔宝遂率领两三千人宣布起义。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只好在尚未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决定投入起义。起义失败后，大量帮会首领被杀，被害群众多达万人。
3。四川
四川是哥老会的发祥地。哥老会在四川被称为“袍哥”，在晚清时期，又有江湖会、孝义会、洪江会、红帮等分支别名。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哥老会十分活跃，既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也给革命造成了不小损失。
（1）同盟会对哥老会的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籍的革命党人熊克武等根据同盟会总会的指示精神，提出四川帮会的力量很大，是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由于四川哥老会的许多著名首领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因而革命党人在联络帮会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其中著名人物如佘英、张树三、李绍伊、张百祥等，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革命的领导或骨干。
（2）哥老会参加辛亥前的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四川发动的武装起义，都是由同盟会策划，以袍哥群众为基本力量，由于起义大多采取突袭式的军事冒险行动，往往旋起旋败，但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成功开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泸州乃是川南重镇，这里帮会势力强大，驻扎在该处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皆与哥老会相通气，可以作为起义的内应。革命党人佘竞成首先联络了江安巡防营的哨官（相当于连长）杨安帮和川滇黔边区的帮会首领刘天成及所部的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先期在江安起事，袭击县城，然后顺流而下，直取泸州。泸州城内有佘竞成召集的3000名袍哥弟兄作为内应，并有同盟会员谢奉琦、席成之、杨兆蓉率领革命党人与之策应。但是，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发生了炸药爆炸，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加之帮会分子入城后，使城内突然增加了几千人，他们又说话随便，民间一时盛传革命党人即将举事，使当局加强了防范。知州杨兆龙下令紧闭城门，断绝交通，禁止外出。在城外待命的起义军又无法与城内取得联络，起义遂没成功。
泸州起义夭折后，革命党人纷纷潜至成都，欲乘农历十月初九日慈禧皇太后诞辰全省高级官员聚集举行庆祝之机，占领省城成都，再号召各府州县响应。当时，在成都聚集的袍哥有五六千人，并准备了周密的起义计划，约定起义时派人在四门放火为号，将全城主要官员一网打尽。届期因当局临时改变了庆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