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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住房里抢得工具，把铁轨卸下一根，等火车司机发现，早已刹车不及，导致车头及三等客车车厢出轨，后面的头、二等客车及卧铺尚安然无恙。列车停下后，早已预伏在铁道两旁的匪徒们，便飞快地爬上列车破窗而入，在列车上伪装成旅客的匪徒，在内接应，整个劫持活动进行地非常顺利。
被劫持的姚主教，去天津以传教为掩护，实际上是进行间谍活动，同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由于姚主教负有特殊使命，法国领事不惜用重金赎回人质，上海法租界当局也限令巡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巡捕房出动了所有人员，四处打听，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高价悬赏。凡提供姚主教下落者，赏银洋3000元，有能救出姚主教者，赏银洋1万元。黄金荣认为此案虽然难破，却也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时机，于是接受了破案任务。
恰好，这时有一个从山东来到上海出差的军官韩荣浦，他是临城人，又是军阀吴佩孚的副官。他从山东临城来到上海买东西，在车站附近丢失了100元钱，只好来到法租界，到巡捕房找一个姓隋的同乡，请他帮忙。姓隋的巡捕帮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同黄金荣认识。黄金荣听说他是从山东临城来的，便向他打听临城的劫车案和法国神甫的情况，韩遂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金荣。黄听说后大为高兴，便立即付给他150元，让他回到临城去仔细打听被绑架者的下落。一旦打听到确切消息，赶快到上海报信，再给500元赏金。如果破案成功，还另有重赏。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很快就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立即重返上海，与黄金荣联络。黄金荣便先从巡捕房预支2000元，其中500元给予韩荣浦，1000元让韩去收买看守姚主教的人员，并答应在事成之后再付2000元，让看守人员逃往外地。他让巡捕房的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个便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营救。一切都安排好后，黄金荣便带领十几个便衣巡捕，从上海乘火车来到临城。他们只花费了几千元便买通了看守人员，趁夜晚把姚主教救了出来，安然返回上海。这一事件使黄金荣的名声大振，不仅得到1万元的赏金，而且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升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还派了8个安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60岁退休。
上述情况是黄金荣管家程锡文所述，而且是黄金荣在烟榻上对他讲的，当属可信。不过，程锡文把抢劫者说成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所为，显系错误。
黄金荣作为上海青帮三大亨之首，最初却并未正式加入青帮，更没有拜过“老头子”。他为了在上海滩进一步扩展权势，利用帮会这个工具，就需要广招门徒。但是，按照青帮的规矩，凡没有正式加入青帮者被称为“空子”，不得开堂收徒。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在众人的劝说下，黄金荣拜了当时青帮辈分最高的“大”字辈张镜湖（张仁奎）为老头子，于是成了青帮的“通”字辈。上海正宗的青帮分子们，虽然明知黄金荣是“空子”，而且他开香堂的仪式也不规范，他甚至自称“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横。但是，鉴于他在上海滩拥有的强大势力，也就只好默认，无法同他较真。黄金荣为了扩大势力，招收徒弟多多益善，只要愿意充当他的徒弟，写上一张帖子，上写“拜黄金荣为老师”，下写“门生某某敬拜”即可。只要肯送礼，他就来者不拒。在升任法租界督察长以后，他一次就收了两三百个徒弟，这些徒弟大多是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或小头目。有些演艺界的人士，为了自身安全，也被迫拜他为师。黄金荣的弟子当中，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各色人物一应俱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英法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警察局的人员：
如陈三林、丁永昌、鲁锦臣、曾九如（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乔松生、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张荣（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副队长）；流氓、把头：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朱顺林（赌场老板）、刘怡章（烟土贩子）、姚松如、颜伯颍（饭店老板）、唐嘉鹏、“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孟禄久、娄炳章（星相把头）。
工商界的“生意白相人”：
郑仁业（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文化、新闻及医药界：
吴玉荪（弹词艺人）、王振川（西医内外科）、平襟亚（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任衿苹、杭石君（报社编辑）。
在黄门弟子中，以顾竹轩最为典型。他原为人力车夫，后来在英租界巡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赃款，开设了一家人力车行，把车出租给贫苦的人力车夫，他作为巡捕，自然不怕工人欠租。而且他向站岗的巡捕打招呼，凡是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也可宽容放过。后来看到车行生意大好，就干脆辞去巡捕职务，扩大车行生意，以后又开设“天蟾舞台”，成为黄门的台柱子之一。
黄金荣第一次开香堂收徒弟是在190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也就是黄金荣33岁生日那天，这次一共收徒99名。按照青帮的规矩，开香堂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凡属收徒者同辈（同参）都要到会祝贺，表示对收徒者的认可。可是，黄金荣本来就不是青帮中人，虽然临时才拜了张仁奎为老头子，可是并没有同参兄弟，只得邀请了杭州、上海等处的一些青帮头子金廷荪、曹显民、陈世昌等人，以及巡捕房的头目，前来凑热闹。黄金荣开香堂的仪式，既不像青帮，也不像洪门，可谓不伦不类。可是，黄金荣自恃势力强大，青帮中人也就只好认可。而且一些真正青帮通字辈的人，如黄振世、顾竹轩、卢英等还拜他为老师。按照青帮的规矩，拜同参兄弟为师，是违反帮规的。另外，还有些正式进过青帮的人，如贞英、董明德、何国梁等30多人，联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设香堂，接收徒弟。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又拜黄金荣为师，这在青帮中称为“爬香头”，也违反了十大帮规。可是，因为接收徒弟可以得到大量金钱，他也就不顾这些帮规，也无人敢过问！
黄金荣还广交名流，攀附权贵，拉拢政客。黄金荣虽然有了法租界督察长的地位，也成了青帮三大亨之一，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一步攀附权贵，拉拢社会名流和官僚政客，以抬高其社会地位。
他首先结交了孙中山先生。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处于困难时期。1918年，广东政学界和桂系军阀串通一气，在广州非常国会上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用来排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愤然辞去军政府大元帅的职务，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有一批革命者也跟随他来到上海。黄金荣的徒弟徐福生在跟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时，认识了一些广东人，又通过他们认识了那些革命者。孙中山知道徐福生是黄金荣的弟子，也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掩护革命者的活动。于是题写了一个扇面，请他去约见黄金荣。徐福生拿着扇面去见黄金荣，向他说明孙中山是个极有声望的革命家，希望来拜访他。黄金荣一向喜欢结交名流，于是高兴地答应，并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当徐福生陪同孙中山来到黄府时，黄金荣热情地邀请孙中山到楼上的会客室叙谈。孙中山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称赞他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向他表示：今后我的朋友和同志到上海，请你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后来，孙中山又写信给他，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之间的混战，造成民生凋敝，使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军阀之间的战争，而革命需要有人参加并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希望黄金荣能够联系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人才和经济上多加援助。黄金荣接到来信，就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交孙中山。并通知虞洽卿也拿出一笔钱。日后，黄金荣曾对徒弟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