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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渐渐笑了起来：“这位淮帅，倒是有些与某相似。”
第181章 出使扬州
李袭吉听李曜如此说，点了点头，道：“杨行密此人，对百姓的态度，倒是的确有些明公的风格，不过若论手段，他与明公却是相去甚远。”
李曜笑了笑，没接这个话茬。笑话，我跟杨行密比，等同于多活了一千年，收买人心的手段如果只是跟他相仿，那才是让人笑掉大牙呢。再说，他养民的办法虽然思路没有大问题，却也只是效仿文、景二帝，无为而治，修生养息罢了，哪里及得上我这等动用一切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手段三管齐下推动经济发展，刺激军、民各种消费来得立竿见影？
当然了，李曜也清楚，他这番手段，固然效力巨大，却也不是别人想模仿就能模仿得了的。其中关键就在于李曜手里有军械监这个在短短数年间如同吃了膨化剂一般飞速发展的杀手锏，如今的军械监虽然仍叫军械监，其实哪里只是一个区区军械监了？说句不算很夸张的话，河东军械监其实就等同于后世的发改委加上一个全国性跨军事、民用至少十数个行业的超级大托拉斯。别看河东节度使是李克用，别看真正处理河东政务的是盖寓，事实上除了军粮调运李曜依旧插不进手去之外，其他事关经济的政务，李曜如果不配合，河东节度使府都只能干着急！
数年布局，所为者何？便是今日局面！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便是翻云覆雨等闲间，大局隐隐在握。
李曜岔开了话题，道：“淮帅大业，目前来说，可分四步：第一步，初据庐州，蓄势待发。第二步，兵出扬州，试剑淮南。第三步，另辟蹊径，转战皖南。第四步，纵横南北，一揽江淮。”
李袭吉微微皱眉：“如今，尚不算一揽江淮吧。”
李曜笑了笑：“早晚而已。”
“哦？明公何以如此断定？”李袭吉反问道。
李曜挑挑眉：“袭吉先生何必明知故问？”
李袭吉哈哈一笑，摇头道：“某虽能猜测一二，却无这般把握将话说死，天下事……一变万变，哪里能一言而断？也只有明公你，才有这般自信，偏偏还从来未曾料错，某是不服不行啊。”
李曜笑了笑，心道：“杨行密那边的情况，我的蝴蝶翅膀明显没扇到，所以我才敢说得这么肯定，只是这一点，我可没法告诉你。”
其实李曜在听李袭吉述说杨行密生平经历只是，便已经联系自己在史书中所读到的那个“吴王”，认真思索了一个问题：作为五代时期的一方枭雄和“十国”核心的“创业”领袖，杨行密先是鹰扬庐州，既而叱咤江淮，这个从州兵、队长起家的杨行密，最终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曜觉得，首先是顺应大势，此为前提。
“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这样的话，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低劣。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其实李曜清楚，按照原先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历史选择了五代十国，而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是杨行密成功的前提。王夫之谓：“当行密之时，朱温、秦宗权、李罕之、高骈之流，凶风交扇于海内。乘权者既忘民之死，民亦自忘其死；乘权者既以杀人为乐，民亦以相杀为乐；剽夺争劫，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若不容已者，莫能解也。行密起于卒伍，亦力战以有江、淮，乃忽退而自念，为固本保邦之谋，屡胜朱温，顾且画地自全，而不急与虎狼争食。……行密之为功于乱世，亦大矣哉！”又说：“杨行密不死于朱温淫昏之前，可与有为者，其在淮南乎？”
当是时，杨行密深明大义处理好与唐廷关系，保持了唐末五代的平滑过渡，赢得后人好评：“行密足未尝履王都，目未尝见宫阙，起于卒伍，无尺寸之诏可衔，削平之而抚仅存之生齿，是草泽崛起，无异于陈胜、项梁之于秦也。霸局已成，唐不能禁，授以爵命而姑为维系，其君臣之义，盖已浅矣。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独能不附逆贼，甘奉正朔，如王师范、罗绍威、韩建之所为，亦可谓之丈夫矣。唐一日未亡，行密一日不称王，而帝制赏罚之事，听命于朝，循分自揣，安于其位，而特不屑臣服于逆贼之廷，亦可谓之不妄矣。”那么，杨行密与他的“英雄”们建立的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呢？
杨行密与后来吴国的将领，担任着州、县长官。但“杨行密虽是他们的首脑，只是用‘智略’约束他们，而不是靠权力统率他们。这是因为：唐帝国虽仅保存着招牌，毕竟还没有正式垮台；淮南地区虽已形成独立割据，但吴国还没有宣告建立。此时，吴国中央政权表现为：吴王‘与诸将皆为节度使，虽有都统之名，不足相临制’；地方政权表现为：‘诸将分守郡府，虽尊奉盟主，而政令征伐，多以便宜从事。可见，吴国的国家机构还是不健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不正常的，国境内的政令还是不统一的。’”
如今，杨行密还不是吴王，甚至连弘农郡王都还不是，仅仅只是淮南节度使，又是短期内突然崛起，约束力自然更不是那么强大。
其次是顺应民心，此为保障。
王夫之对南方许多割据政权顺应民心民意的做法很以为然：“王潮约军于闽海，秋毫无犯；王建从綦毋谏之说，养士爱民于西蜀；张全义招怀流散于东都，躬劝农桑；杨行密定扬州，辇米赈饥；成汭抚集凋残于荆南，通商劝农。此数子者，君子酌天地之心，顺民物之欲，予之焉可矣。存其美，略其慝，不得以拘致主帅之罪罪王潮，不得以党贼之罪罪全义，不得以僭号之罪罪王建，不得以争夺之罪罪行密，不得以逐帅自立之罪罪成汭。而其忘唐之尚有天子，莫之恤而擅地自专者，概可勿论也。”时“天下已非唐有，而人民必有恃以存”，杨行密“力捍凶锋，保江、淮之片土，抗志崛立”。
时人称扬一益二，经过七年战争淮南破败不堪，商贾不行，百业凋零。杨行密注重治理根本。江淮有茶盐之利，虽经战火破坏，但基础还在。杨行密曾经“以用度不足，欲以茶盐易民布帛”，掌书记舒城高勖曰：“兵火之余，十室九空，又渔利以困之，将复离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邻道所无，足以给军；进贤守令劝课农桑，数年之间，仓库自实。”他采用高勖建议，未强行交换百姓布帛，而以茶盐同邻道物物交换。楚州盐城县有盐亭百二十三，常州一带则产茶叶。杨行密招抚流散，发展生产，这些产业在战后都被恢复起来。田頵为宁国节度使时，宣州地区“民室未完，民逃未复”，田頵采取措施，轻徭薄赋，让逃民复业，“不期岁，菏耰秉锄犁，撬播于泥，如云之稼，穰穰在畦”，其时“食廪实矣，田野辟矣”。南唐史虚白即谓“广陵殷盛，士庶骈阗”。
同时，李曜还注意到，杨行密因地制宜制定的税收政策很有创造性。“先是，吴有丁口钱”。陶雅入歙州后，开始实行按亩征钱制度，这是五代十国时期田税改革的前兆之一。如果说丁口钱的征收具有临时性，按亩征钱则向定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独醒杂志》云：“予里中有僧寺，曰南华，藏杨李二氏税帖，今尚无恙。予观杨行密时所征产钱，较李氏轻数倍。”“产钱”是南宋人对地产的习惯称呼，即田税。税帖反映的史实是，杨家初征时税额较轻。由于苦心经营经济，“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而在非常时期，杨行密始终保持节俭，他到泗州时，“防御使台濛盛饰供帐，行密不悦。既行，濛于卧内得补绽衣，驰使归之。行密笑曰：‘吾少贫贱，不敢忘本。’濛甚惭”。这种做法与骄奢著称的湖南马氏和刻薄出名导致士民皆衣纸的杭州钱镠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再次是强军立足，此为根本。
争战之初，由于杨行密赖以起家的将士主要由淮南人组成，战力远不如北方燕赵及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