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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以初只取一郡说为是
考唐末之泽潞，乃为各家纷争之地，易手频繁，诸史之异，或各据一端。由中笔者疑中和三年（883）至光启四年（887）之间，克用或曾一度占据泽州，既而复为河阳所据。今权采初只取潞州一郡说。其取潞州之时间，薛史《武皇纪上》订为中和三年十一月；而《李克修传》及《通鉴考异》卷二五所引《孟方立传》皆订为十月；《通鉴》则进一步订为“冬十月辛亥（十八）”。今依《通鉴》。由此，订克修当于中和三年冬十月辛亥（十八）之后仅称留后，至四年八月始表为昭义节度较为合理。
4．崇韬典军务之时间
由上可知，崇韬之典军务，自当在中和三年（883）十月辛亥（十八）之后。
（三）奉旨凤翔及用为中门使
1．奉使凤翔
此事详情不见史载，笔者推测，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夏秋之季张涪伐河东之时。据史，克修于大顺元年三月卒，由是，崇韬“归隶太原，以为典谒”。五月壬子，张？睿帅师发京师，六月，“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于晋州。”至八月，克用部将李存孝擒孙揆，伐河东之众遂节节败退，至十一月大败而归。由此分析，崇韬之“奉使凤翔”，时当在五月至八月之间，旨在游说凤翔帅李茂贞，以瓦解张涪伐河东之行动。据《通鉴》，此次进兵中，“邰、凤之师未战而走”，“（韩）建兵不利，静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静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溶独有禁军及宣《武军合万人，与韩建闭城拒守。”《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太祖纪年录》云：“邰凤之师望风遁归。”由上可以看出，如果说李茂贞的凤翔军在此次行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每战率先“不战而走”、“望风遁归”，以陷张溶于孤立挨打之境地。据史，此后一段时间李茂贞渐与克用密切，故日崇韬“奉使凤翔，称旨”。（册府》卷三四七、三0九俱载：“奉使凤翔，称旨”，迁左教练西宫使。依上考，事当在大顺元年（890）六月间。
以上考证主要参照刘国宾先生《郭崇韬生平事迹考辩》，转论并致谢。
第209章 出镇河中（七）
李曜听了，心里多少也还是有点得意，他打河中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以他这种万事三思于前的性子，岂能没有备用计划？需要用到水军的可能性，他早有考虑，而且他的军械监麾下，的确有两百多艘大船，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不少试制的战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时不出面，更待何时？
不过李曜如今试制的战舰，并不算多么先进，这主要是因为河东比较缺乏造船业的人才，也缺少适合建造大型战舰的场所，甚至造船器材都很缺乏。因为这些原因，军械监目前试制的战舰，也就是目前主流水平，这还是军械监日益强大之后各方搜罗技术人才和图纸才达到的水平，要不是去了一次扬州，这一点都办不到。
船舶作为水上交通以及商贸运输的工具，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大唐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李曜以制造商船为掩护试制几艘战舰，自然不成问题。作为有着现代社会思维的人，他对水运的重视性远高于此时的“古人”，这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他心中对海洋的向往，他虽然从没想过什么扬帆四海争霸世界，但他的确希望将海洋探索精神植入这个时代。
大唐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李曜利用航运河道将军械监的商业触角遍布天下，自然不会忘了顺带将造船也带动一下，为今后提前作个准备。所谓“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又有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唐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不过若说造船，最盛者当在长江流域。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大唐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杜佑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中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也曾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而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更是在唐朝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根据李曜上次在扬州的见闻，猜测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李曜这一趟扬州之行，在扬州可不光是呆在养心阁养心，他不仅暗中操控军械监在扬州扩大势力，而且不动声色的网罗了不少造船业的人才，从设计到工匠，花重金大把的搜罗。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