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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教授女医之任的是医博士，女医要学习的疮肿、伤折、针灸之法分属医、按摩、针不同的科目，则教授女医的医博士，可能由太医署各科博士兼任。但由于这些医博士也都是男子，因此教习的方式是“按文口授”。
河中医学院目前开设的科目，基本上是对比太医署学生的教习来定的。医针生都要学习医经和医方，学生自身要读习，博士也要讲解。尤其是《素问》、《黄帝针经》、《甲乙》三部经典，需要按照讲五经的方式精加教习，即是先让学生读经文，等读熟了之后，博士再“案文讲说”，对学生讲解其中的义理。按摩生也要读习相关经、方，不过总体来说，按摩和咒禁两科的学习内容重在技法，对于学理的要求相对低一些，这大概是由这两科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不过李曜由于不懂医术，对这些事情的了解程度也就是“听听报告”就完事。
比较起来，女医学习的主要特点是她们自身不读经方，由博士“口授”。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官户婢”大多本身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不具备读医经医方的能力。显然，这将导致女医学理性不强，她们所学很难达到太医署医学生所学的精深度。从而，她们所能够达到的医疗水平和医学造诣的高度，都不可能超过太医署医学生。当然，学得不够高深并不是招不到学员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李曜目前还没有宣布这些女学员今后会被如何“安排工作”。而李曜之所以不宣布，其实也是在纠结：如果告诉人家今后是随军的，恐怕更招不到人了。
想想看，成千上万的青壮男子，几个或者几十个年轻女子夹杂其间，这想起来都让这个时代正常的女子视如虎豹，谁敢应募？而李曜不宣布也有麻烦，就是她们或者她们的家长以为成了医学院的女学员之后，今后就呆得在节帅府一辈子了……这显然也糟糕之极。
再有就是女医的学制是“五年”，这个时常也很麻烦。如果是宫廷女医，在学习期间，女医要进行季试和年终试。季试由学业有成的女医主掌，年终试由医监、医正主掌，所试应该主要是实践能力。比起太医署医针生“其考试法式，一准国子监学生例”的月试、季试、年终试来说，女医的考试应相对较为简单。另外，太医署医针生还有业成试，还要试策。而“女医”条并无业成试的规定。倒是按摩、咒禁生“其业成之日，并申补本色师、工”，药园生“业成之日补药园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女医业成后的情况较为相似。大概是按摩、咒禁科及药园学皆重实践而相对学理性不强，恰与女医教习的特点暗合。
李曜左思右想，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在于三点：其一，年龄限制，河中培养女医并非主要培养接生、妇科之类的医生，大可不必一定要二十岁，如果放开年限，一来招募范围变大，二来年纪小一些的女子来学医，则医学院还可以同时教授一定的文化知识；其二，工作安排，这个几乎不必解释，“包分配”永远都是最让“家长们”放心的；其三，要消除后顾之忧，但凡军医，都有可能死于战争，而其中如果有女医，则麻烦更多，行军、驻扎都要防范某些男兵甚至将领的骚扰，因为这种事就算在后世，文明时代也常有发生，何况现在？李曜最纠结的就是这一点，但除了严刑峻法，一时又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河中医学院只是草创，要改变学制、学龄之类都很容易，关键还是在于工作安排。最后李曜与王笉商议出几个办法，准备以此为核心，慢慢完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处：
其一，高薪。随军军医、女医按照医术学位分为三个级别，其随军时的俸禄，比照该次出征的主将、副将、俾将的俸禄对应发放，平时比照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三级官员俸禄发放。
其二，提高地位，强化安全。军医随军出征时统称医官，医官长临时享受都虞候衔级，随军医官集中驻扎，驻地在主将帅帐附近，由主帅或主将牙兵护卫。医官长有保护所率医官的义务，并直接对主帅或主将负责，如有不服医官安排，甚或谩骂、凌辱医官者，均以军规‘以下犯上’之罪论处。
其三，服役限制。河中医学院毕业学员，无论男女，强制服役年限为二十年，二十年服役期满，可选择回院研究医学，也可选择进入医学院今后在各州、县开设的医馆行医，当然也可以脱离医学院系统，自行谋生。学员自医学院毕业后，自动进入服役期，但家中、族中有直系亲属红白喜事，可请事假三日，须守孝者，准“孝假”最多三年，一般提倡从简，为三月。所有医官均可自行申报延长服役，最长为六十岁。最后一条是：男女医官均可自行婚配，节帅府对此不做任何要求、安排。
这件事安排下去之后，会引起多大反响，李曜都没空去想，因为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等着他：河中士绅联名请愿，要求节帅“勿忘根本，重农抑商”。
在后世，从北洋政府开始，联名请愿这种事极少有获得当局重视的，挂着民主的大旗都是如此，何况大唐？所以李曜就没当多大个事——在河东我就是这么干的嘛，在河中再干一次，你们激动什么？何况联名的士绅里面，缺了入股东升新城建设的几大世家，看起来应该是不成气候的。
谁知道这一没注意，就出现问题了。那些士绅虽然被李曜无视之后看似偃旗息鼓了下去，然而没过几天，李袭吉就喝史建瑭一齐匆匆来报，说军中似乎有人煽动士兵情绪，意图不轨。
当时李曜虽然吃惊，但却也非常不解，河中的士兵待遇可以说是大唐首屈一指的好了，煽动士兵？从什么方面煽动呢？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此前河中镇军都是本地人，绝大多数祖祖辈辈居住河中，有不少人家中虽然算不得富裕，也还算殷实，这次东升新城的建设居然将某些商贾与河中的大世家并列为股东，而偏偏除了几个大世家之外，其余也算颇有家世的家族却不得其门而入，无法参股，这让人觉得节帅根本未曾考虑过重农抑商之事，此次新城扩建令纯属胡闹。这些家族和那些原河中镇兵之间联系很深，关系网盘根错节，他们自然有本事说动这些人，在军中隐隐结派，想要有所举措。
“逐杀节帅？”李曜心中冷笑了一声，暗道：“放两名大商人进股东会，本来就是我故意为之，目的也确实就是要逐渐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农抑商……哼，那是有讲究的，我要是像你们希望的那样一味抑商，那我不是白读了一千多年历史？”
事实上从李曜割发断恩，独立出代州李家出任河东掌军械监开始，他就开始想办法推行鼓励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且带领河东军械监身体力行，而这几年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条路子是可以走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李曜穿越前曾经有一次在党校学习时曾经听过几节课，心里对这件事是有一定考虑的。
重农抑商这种经济思想，并不是与中国古代历史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从思想到政策的产生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产物。经济思想是对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经济思想也是经济政策的先导，被政府采纳并确立为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思想是为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的推行又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的运动过程。
李曜记得中国古代工商业的最初发展模式有着突出特点，就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工商业的发展模式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即工商业由王朝官府垄断经营，全部工商业为官营国有。在这一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既重农，又重工商，不存在主张抑制工商业的思想和政策。如《史记·货殖列传》就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而《逸周书·程典》则载周文王也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工攻其材，商通其财，百物鸟兽鱼鳖无不顺时”，主张农、工、商、虞四大行业各专其业，共同发展，工商业和农业同样被视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门类，行业之间也没有主次重轻之分。
抑制工商的思想和政策，是随着东周（春秋时期）以后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形成的，经历了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的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自春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