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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袭吉最近被加了检校左仆射之衔，李曜甚至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候让他接手三司，对他也有过暗示，因此他最近很是恶补了一下财政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花大力气研究了一番李曜近年来在“经济之道”上的作为，以期将来不会辜负大王一片期许。但这个土地问题，以前李曜很少提及，在河东、河中两地，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措，今日突然提及，李袭吉虽然也早就知道这土地过于集中是个大问题，却也没有思考该如何解决——这问题根源太久了，多少先圣先贤不也就这么含糊过去了么，难道真有解决的办法？更何况他本身就是个谨慎持重之人，没有太大把握的提议，他也不太可能说出来，因此李曜一问，他便沉默了，只是思索，却不答话。
李巨川与李袭吉略微不同，他虽姓李，甚至算来也是陇西李氏出身，但家道中落久矣，在朝中全无靠山，贡举自然没戏，好在才名还算有些，当日落第之后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辟为书记。王重荣死后，王重盈对他兄弟重用的文士不上心，李巨川只好再觅良木，可他贡举落第，又哪里好找新东家？只去了杨守亮处做个记室，明珠暗投。后来杨守亮跟着杨复恭败落，被韩建所擒，巨川械以从，题木叶遗建祈哀。韩建这次干了件聪明事，将李巨川释缚，置于幕府。其后李巨川才华渐展，韩建能骗来李晔，挟天子而白拿了大唐贡赋许久，便是出于李巨川献策。至于韩建这种货色毕竟是稀泥巴扶不上壁，不听其劝，杀王胁君，最终把事情闹大发了，惹出李曜进平关中，那就怪不得他了。
李巨川的家世比李袭吉还要不如之甚，因此对土地兼并之事感切尤深，但偏偏他最为擅长的，并非这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庶政，于是被李曜一问，也难以迅速理清头绪，只是下意识蹙起眉头，看着李曜的眼睛，沉声道：“大王此时要对这些公卿贵戚开刀问铡？愚以为时机恐怕非佳。”
李曜微微一笑，轻轻摆手：“问计于尔等，未必表示我立刻便要动手。你二人只管将心中所想说出，至于处置此事的时机，我自然心中有数。”说完想起冯道，又笑道：“可道，你若有甚想法，也只管说来。你是我弟子，对于执政之道，更要潜心钻研，为此，不必拘于上下礼节。”
三人闻之，恭然应了。
其实按照李曜的习惯，既然他提出了一件事，这就说明他对此事基本已经有了定论，他征求幕僚的看法，一方面是对幕僚的尊重，一方面是希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他们的观点中来完善自己的思路。
李曜对这件事是什么看法呢？他觉得中国在漫长的帝制时期，由皇亲国戚、官僚、地主、富商大贾等两位一体、三位一体甚至多位一体合流结成的“贵富集团”，是长期存在的，而且这种存在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现象。这个“贵富集团”既“贵”又“富”——既有权有势，又有资有财，显然是一个统治阶级上层的强势利益集团。
而在像大唐这种王朝国家时期，贵富集团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这也是李曜希望能够解决，或者至少要有效遏制的。
何为恶性特征？譬如在社会经济领域，大致从一个王朝的前中期，贵富集团就开始依凭其政治权势和经济优势，上吞国有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下侵广大个体农户的小土地，迅速积聚其土地资源，形成大土地私有以及大地产经营。同时，这个集团还不断突破“食禄之家，不得与民争利”等政策法令，从事多种工商业经营和高利贷剥削，攫取巨额工商业利润，贪婪积累资产财富。结果，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贵富集团手中，而国有土地锐减，王朝财政困难，广大下层小农则无立锥之地，为佃为奴或者破产逃亡成为流民，生活饥寒交迫。等到了王朝末期，“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贫富悬殊形同云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广大下层小农“乞为奴仆，犹莫之售”，穷困潦倒，转死沟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只能被迫以造反的方式群起反抗，用暴力手段剥夺了贵富集团的财产，连同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并进而推翻王朝国家政权统治。
纵观若干帝制王朝国家的衰亡过程，李曜觉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大地产兼并积聚的恶性膨胀发展，造成了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巨大悬殊，激化了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并激起了那些所谓的“农民大起义”，最终葬送了本集团以及本阶级的整体统治。这种情形在中国帝制王朝国家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多次重复，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他如今所在的大唐，就是中国帝制王朝国家的一个典型，大唐贵富集团的存在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并有多方面表现。譬如他今天提及的大唐贵富集团大地产经营——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就导致了巨大的恶性影响。
具体来说，大唐的“贵富集团”包括贵族、官僚、宦官、地主、富商大贾、佛寺道观等。大唐贵富集团的田庄经济，无论是其发展途径、膨胀方式，还是作用影响，都表现出明显的恶性特征。基本上而言，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发展途径和膨胀方式，主要是违法买卖、兼并、掠夺均田农户的小土地以及侵吞国有土地、山林川泽和逃税避役等，可谓途径不正、方式违法。而其作用影响，则是既殃民、更祸国，可谓荼毒生灵，流恶无穷。最近他与各大世家交从甚密，对大唐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膨胀发展历程，比之前更加清楚，也就更加深入的了解到了这些恶性特征。
大唐土地制度的根基，原本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国家等级授田制，按照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力等级）高低授予数量不同的田亩，其中对于贵族官僚“永业田”的授田规定了很高的数额：“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而且，“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规定他们授得的永业田有永久的继承权，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大唐还推行赐田制，赐给贵族、官僚们大量土地，也具有明确的私有权。同时，又有不同顷亩的职分田授给在职官僚以及公廨田授给政府机构，贵族官僚们虽不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但实际拥有这些土地租佃经营的收益权。
但是，贵族官僚们对此并不满足。在唐廷建立之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了对土地资源和财富资产的非法占夺。早在高祖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就“与诸公主及六宫亲戚，骄恣纵横，并兼田宅”。太宗贞观年间，泽州前任刺史张长贵和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在益州，“地居水侧者，顷直千金，富强之家，多相侵夺”。高宗永徽年间，“豪富之家，皆籍外占田”，如长安富商邹凤炽，“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武周时，山南东道地区“户口逋荡，细弱下户为豪力所兼”。圣历元年，陈子昂说蜀川地区情形云：“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征敛驱使，不入国用。”武则天崇佛，“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各地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既违法多占，又经营工商。中宗景龙二年，安乐公主“请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公主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欲以胜昆明，故名定昆”。睿宗朝，太平公主恃功骄横，“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成安公主则“夺民园，不酬直”。当时，“寺观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