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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省里对这些情况的记载也很多。譬如宪宗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有云：“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李翱说两税法确立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元和年间，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横侈泰而无所忌……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
沈亚之也说：“今自谋叛以来，农劳而兵逸，其租税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挠之，后期而输者则鞭体出血。……故豪农得以蠹，奸贾倍之，而美地农产尽归奸豪。益其地、资其利而赋岁以薄矣；失其产者，吏督以不奉而赋岁以重，是以割姻爱、弃坟井，亡之他乡而不顾。亡者之赋又均焉，故农夫蚕妇蓬徙尘走于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农益败，钱益贵而粟益轻也。”
李曜在此前为“新儒论”而研究韩愈、柳宗元时，还看见记载说元和十四、五年期间，韩愈担任袁州刺史，检责出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者七百余人。韩愈就此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宪宗在所颁敕文中也说：“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宪宗所颁《遣使宣抚诸道诏》亦称：“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于此可见，宪宗一朝，贵富集团积聚土地、逃税避役、转嫁赋税、奴役百姓、坐视国难，其贪得无厌、恣纵骄横特征昭然若揭。
这些突出的恶性特征，在宪宗之后以至今后仍然持续发展。中书省内，能够反映证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长庆四年，元稹任职同州刺史，根据在同州的实际工作，写成《同州奏均田状》，有云：“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敬宗宝历元年到文宗太和元年，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以牟厚利，而窶户仍输赋”。文宗朝，“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在洛阳城南的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武宗会昌灭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反映出权贵和寺院田产财富的极度富有，也反映出他们隐藏和占有劳动力资源的惊人数量。武宗《加尊号赦文》有云：“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反条法，州县不敢追呼，以此富室皆趋倖门，贫者偏当使役。”还说：“应畿内在京百司职田，访闻本地多被狡吏及豪强平直隐蔽回换，遥指荒闲瘠薄田地，即配与浮客佃食。”
会昌五年，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畿内诸县百姓，租佃百官职田地，访闻其中有承虚名配佃多时，县司但据额征收租子，或无本地及被形势庄园将瘠薄地回换，令人户虚头纳子，岁月既久，无因申明。”该赦文又说：“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皆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废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这一方面反映出武宗时期贵富集团逃税避役的新花样，即勾结财政三司（度支、盐铁、户部）官员，“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另一方面反映出贵富集团用“隐蔽回换”的手段侵吞国有土地，欺压贫苦百姓。
大中四年正月，宣宗颁制有云：“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书。”大中四年五月，御史台《请禁断供应户奏》有云：“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这表明当时贵富集团占夺了田产但不纳税，而被兼并掉土地的个体农户却产去税存，造成税负极端不均的情形。史载“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则是当时贵富集团脱离国家税收征管的具体事例。
懿宗朝，“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占有的田产难以估计。许州长葛县令严郜罢任之后，在当地兼并“良田万顷”，置为田庄，“桑柘成荫，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咸通十三年时，中书门下的奏文说当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在李曜这个后世之人看来，大唐贵富集团的大土地私有已膨胀至极，凡耕地、荒地、山林、川泽均被其占有，并将很多土地资源用于非生产，造成巨大浪费，任凭自己游宴娱乐，“尽登临之志”，全然不顾天下兴亡、百姓疾苦，已成为极端自私自利的腐朽势力，再现东晋南朝贵富集团“封山占泽”情形。
他继承而来的这具身体的记忆让他对近些年的情况了解更加直观。僖宗时，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有云：“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覆。富者称物产典贴，永绝差科。贫者以富籍挤排，助须从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无利润者，转见沉沦。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户以余庆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且古画地之数，限人名田。一则量其贫富，一则均其肥瘠。今凡称衣冠，罔计顷亩。是奸豪之辈，辐辏其门。但许借名，便曰纳货。既托其权势，遂恣其苞囊。州县熟知，莫能纠摘。且州县所切，莫先科差。富贵者既党护有人，贫困者即窜匿无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资。怨嗟之声，因伤和气。”愤然于贵富集团无厌之极、无耻之尤等诸般恶劣行径，痛斥富贵集团“上逼公使，下窘衣资”的罪行。
用后世的观点分析，中国帝制王朝时代，有一项明显的基本历史史实：社会上下阶层之间贫富悬殊及奴役压迫情势的不断发展加剧，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激化，最终逼迫底层民众揭竿起义，以暴力手段推翻王朝国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对于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贪得无厌的非法攫夺及其恶性膨胀与发作，是导致王朝统治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真要说起来，对于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恶性膨胀发展，朝廷从其根本利益出发，曾试图加以遏制并做出了许多努力，尤其是在玄宗朝。但是，如同许多王朝一样，不能真正取得成效。在中国帝制王朝时期，当朝廷根本利益与贵富集团既得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规律性的情形是前者往往败给后者，许多王朝解决不了贵富集团的恶性发作问题，成为王朝统治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朝廷自己解不开，最终破除这个“死结”的就只能是被逼而反的“农民大起义”。“农民大起义”以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彻底破除了这个“死结”，既埋葬了贵富集团，也埋葬了朝廷统治。这样的历史发展情形，在中国帝制王朝时期极为相似地重复发生过多次，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也成为中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