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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
（2）隋唐京官的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减少了关中纳粮土地和农户，从而减少了关中的土地生产能力和国家收入。隋朝开皇初（589年），苏威认为京师“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但王谊说，“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功臣土地多，而民田不赡。关中及三河，民田不足尤甚。开皇十二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其年冬，帝命诸州考使议之，又令尚书以其事策问四方贡士，竟无长算。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毎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关中成为著名的狭乡，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3）佛道寺院占地甚多。狄仁杰说：“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4）长安皇宫、王府、官邸、旅舍、民用和商业建设的增加。以上诸多因素，都使关中耕地减少。
其次，权势之家占有耕地，势必占有水利资源，关中郑白渠灌溉面积减少。唐朝重视水利事业，盛唐时关内道水利工程9项，次于河北道和河南道。关中水利工程，大半因汉魏之旧，但是工程数量、新辟水源和营建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同州自龙门引黄河溉田六千余顷，朝邑、河西引洛水和黄河水灌田，水利工程向渭河南岸扩展。但是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减少了。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自大历到宝历（826）六十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再次，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
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年）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贏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未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洎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二分之一，农田灌面积近五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十分之一，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时，当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二千五百余万石，其中一千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五百万留当为外官禄米，一千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二百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一千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年）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年）以来，关中匱竭，时物騰贵，内官不给。乃減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毎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廐、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詔，“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