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东汉后期的动荡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迁高峰，“永嘉之乱”后，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迁。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到南朝刘宋时，在《禹贡》中被称为“厥田下下”的扬州已呈现出相当繁华的景象。南朝沈约曾叙述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感叹：“江南之为国盛矣！”他称赞会稽一带“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关中的）雩、杜之间，不能比也。”称赞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刘宋大明年间，扬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数倍，仅会稽一郡的人口即能与当时的荆、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时期，东南财赋为关中所倚重，扬州之富庶，常甲天下，当时号为“扬一益二”。隋开大运河、唐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其后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仰仗东南，重新开凿的大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东南江河水道众多，交通运输方便，匮乏之物，也易于得到补充，再加上海运，其交通贸易的范围就更广泛了。这些条件为东南的政治、军事地位提供了经济基础。
另外与现代通常意义上的“江南文弱”不同的是，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这也是立足东南的政权可以凭恃的条件。《汉书》地理志载东南风俗云“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春秋时的吴越能与齐晋等中原大国争霸、项羽率八千江东子弟而令秦人丧胆，都得益于东南地区劲勇好武的民风。《隋书》地理志述东南民风，谓淮南一带“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京口一带“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浙东及江西一带亦颇与之同。其中又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潜在的武装力量。东晋时谢玄、刘裕曾率以屡破北方强敌的北府兵即是这种力量的显示，杨行密麾下兵力不如朱温，却照样能征惯战，也未尝没有这一原因在内。
杨行密之所以心底里有“南朝国中之国”的构想，其实也是这些年渐渐读史之后产生的心思。他发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而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当然他读史不深，不知道这跟东南政权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大关系。
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权乔迁东南之后，中原先进的社会政治文化遂构成其统治的重要基础。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东南政权大多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过，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乔迁势力与当地势力结合的问题。孙吴立国江东，乃是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合流的产物；晋室南迁，也是中原王、谢、庾、桓等大族与当地顾、贺等望族相结合，才在江东立稳足跟。
自晋室南迁，中原士族和百姓纷纷避难江东，将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入江东，东晋南朝保据江南，抗衡北方数百年，乔迁士族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性因素。随着女真和蒙古先后入主中原，赵宋王朝再度南迁，东南再次成为中原社会政治文化的荟萃之地。流风所披，影响深远。明清及近代，东南人物之盛，令人瞩目。
乔迁政权带有这些优势，但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立足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很少能统一天下，仅明朝朱元璋为一例外，这便是跟乔迁政权的这种特性有关。
但杨行密的淮南集团实际上并不是乔迁政权，少了一些优势，好在也同时少了某些劣势，勉强算是优劣参半吧。不过他的淮南集团在地理防御上，优势却比较大，这源于他并非从长江以南起家，而是直接在江北起家，直到现在，其势力已经包括整条淮河，若能再往北推进，便囊括了徐蚌地区。
为何说这是一个优势？因为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即后世南京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而淮河则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若以一句话道明两则关键，则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杨行密虽然未曾具体总结出这两句话，但他实际上是有这方面认识的，这也正是其西征荆襄的根源所在。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曾有人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眼下杨行密并未得到山东，但其势力覆盖了整个淮泗，若与李曜联姻之后，再通过一些手段得到山东，南朝国中之国又岂止是幻想？
杨潞窥见父亲面色，就知道自己这一说挠到了他的痒处，当下趁热打铁，继续道：“若要成就这南朝国中之国大业，尚缺四条关键，其中一条，耶耶一声令下便能成事，那边是迁治所于金陵府，如此则可凭长江天险与北方强邻相持。”
杨行密皱眉道：“治所若迁往金陵，越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