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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草原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太祖应当很清楚，其政权毕竟是一个契丹、而非汉人政权。上文提到，神册五年制契丹大字，又《皇子表》谓迭剌制契丹小字，而迭剌死于阿保机之前，因此，小字的创造也在太祖时期。虽然契丹大小字均系参照汉字而成，国书的创制也与中原王朝政治有关，但这同时说明，阿保机的契丹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此外，在上引辽太祖与后唐使臣和姚坤的对话中，阿保机最后谈到了汉语问题，他说：“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这清楚表明，太祖深刻地认识到大契丹国的军事基础正是契丹骑兵，而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文化传统，保留其原有政治组织。同时，为了保证少数族王朝的安全，必须保证契丹人的忠诚，而这也有赖于契丹人身份意识的强化。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如何避免汉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汉化与草原本位间保持足够的张力，不仅是阿保机，也是所有异族统治者面临的难题。
诚然，阿保机的选择并非所有异族统治者的共同选择。但至少表明，异族精英并非天然地排斥汉化。汉化与否，是非汉族王朝统治者无法回避的一个艰难抉择，也是决定王朝走向及命运的政治决策之一。
那么总结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契丹雄主耶律阿保机对于中原有相当强烈的“野望”，并且愿意在很多必要的方面进行汉化，这使得契丹迅速强大，并在耶律德光主政之时几乎掌握了中原王朝的生死存亡。按照本书中李曜对北方游牧政权的看法：“漠北草原之上，若有一族兴盛而无掣肘者，中原必危。”以及“塞北之地，中原未必不可图，所虑者，纵胜而难固也，战而胜之可矣，胜而守之，则实非上策。因势利导，智者之谋，使二强相争，则中原之幸；使三足鼎立，则中原必盛；使群狼竞食，则中原万世不替也。”＇无风注：详见卷三“宗室秦王”第214章：秦王之尊（廿八）。＇可见，李曜对契丹的迅速强大绝不会坐视不理，作为“一代儒宗”＇当然仅指本书剧情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最关键的“治国、平天下”不可能只做一半，因此迅速强大的契丹，是今后他必然要处心积虑设计引导、限制乃至掌控的一个重要方向，着墨于此，绝非离题。
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三）
“右相今日擒我，意欲如何处置？”
李曜笑了一笑，道：“不如何，只请将军随某走上一遭，然后回长安客居一段日子，待将军见过长安官场、民间之变化，便会知晓，某这‘守正’，究竟是何等用意。”
黄崇嘏忽然插嘴道：“右相白龙鱼服，还敢身临敌巢，委实英雄过人，不过说到守正，某此前游学之时，却听到有人对右相的农商并举等措施颇有微词，以为右相出身商贾之家，因此重商轻农，看似公允，实毁我朝基业，不知右相可有道理以教。”
李曜见她风姿卓绝，也自然而然地升起一些好感，不过黄崇嘏扮作男装多年，比当初王笉在语言和动作地细节上更还要高妙，因此李曜也未曾看出她的真身，只是当做某个蜀中游学青年。不过李曜作为现代人穿越客，除处置公务御下严格之外，平时为人一贯随和，因此招呼憨娃儿押着王宗范一同返回剑门关北边唐军范围之后，一边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李曜道：“某以为，对‘抑工商’一事，世人多须再认识一次。”
黄崇嘏微微诧异，心道：“他倒不先撇清自己的嫌疑，难道根本不在意商贾出身？不过，对抑制工商又有何必要再认识一次？”
李曜久居上位，此时只是解释罢了，却也没打算看她的反应，便已经继续道：“重视农业，确确实实是历朝历代先贤的共同特征。这是由我华夏历代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而决定的。在农业决定生存的前提下，广泛地重视农业的思想不但不足为奇，反而显得非常正常，否则的话，倒是不正常了。因此，重农思想一直成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
李曜的话虽然用词有些“怪异”，但黄崇嘏仍然听懂了他的意思，点头道：“诚然，那右相为何独出其外？”
李曜笑着摆手：“莫急，某还未曾说完。”然后又道：“抑工商的思想也是传统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纵观历代经济思想之发展，确实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朝代中，曾表现得相当突出。但某以为，这种抑工商的观念，更多的则是作为一种治国政策表现出来，并且并不是始终和重农相提并论。也就是说，重农并不一定抑工商，作为一种政策和作为一种代表思想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治国的政策方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了维护农耕生产乃至民族生存的方式。因此，抑工商往往在论令官书中反映得多。”
李曜轻轻一叹，摇摇头：“从历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之中可以发现，战国以前没有明显的抑商倾向。以‘农战’为中心思想而被人称为极端的重农主义者商鞅，虽对商业采取不鼓励态度，但主要是在减低商业对农业的压迫上，而不是绝对地抑制或轻视商业。观点鲜明的重农主义者荀卿，虽主张抑工商，却也不根本否定工商的作用。秦汉以后，尽管重农思想仍占绝对优势，轻商言论仍然若断若续地出现在一些儒家言论中，但重视工商业的言论有日益增强的趋势，重视工商业活动的先贤不断出现，在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商业的作用已逐渐引起重视。司马迁将工商业的地位提高到与农虞并重；桑弘羊虽抑私商，但他对官商的发展尤其重视，以致有人称他为‘重商论者’；汉末王符提出农工商皆有本末论；晋初傅玄与稍后的李重主张士农工商各有固定职业，并提出商人可贱而商业决不可废的观点；南北朝时的农学家贾思勰对地主兼营商业的活动也津津乐道。”
黄崇嘏被这番新式言论弄得有些愕然，不过仍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只是理解上并不透彻，总觉得这话只说了一小半。
李曜仿佛看出她的心思，一边带着憨娃儿与王宗范往北转回，一边继续道：“即使主张‘抑工商’的先贤，他们也不是要废弃工商的社会职能。他们清楚地知道，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但是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物质财富的生产主要是由农业来承担，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此，必须要有大量的人口集中于农业生产，才能保证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安定。然而，从事农业之人，‘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且法律也尊农夫，但农夫最终却‘贫贱’。相反，由于利益的驱使，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又不如倚市门’，由于商人能‘操其奇嬴’，‘所卖必信’，从而造成了大量的弃农经商，朝廷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最终还是出现了‘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的局面，使大量的人口向工商转移，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主张‘抑工商’的先贤认为‘工商众则国贫’，即从事工商的人多了就造成国贫，他们主张‘省商贾之数’，即减少从事工商的人数，来发展农业。他们的‘抑工商’只在于抑制工商人数的过快发展，而并非抑制工商业本身的发展。因此，这种‘抑工商’的思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产物，是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的。只有到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抑工商’才成为一种保守的思想。”
黄崇嘏总算找到一个可以开口的机会，问道：“那么，右相之所以选择农商并举，莫不是认为如今，这‘生产力’便已经发展到了必要的程度了？”
李曜哈哈一笑，道：“你这样说，大致上倒也没错，只是细节上还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抑工商’作为一种治国国策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在我大唐以前的历朝历代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主导政策得到贯彻和执行。秦统一后实行‘上农除末’的政策。汉代则把抑商政策推到极致，朝廷著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魏晋时期，朝廷从政策上抑制工商业的发展，‘抑末’发展到‘贱末’，甚至朝廷还颁布侮辱性的法令，使工商业者‘一是着白履，一是着黑履’。这种抑工商的政策都是针对私人工商业的，而对国营工商业，历代政府都采取专查、垄断、均输、平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