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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历史上其它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发展到中期以后也开始走上了腐败、没落的道路。土地兼并，贪官横行，赋役苛重，农民暴动，所有这些社会矛盾都开始集中显现，并呈蔓延之势，明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挽救朝廷的危亡，明神宗起用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上承唐朝两税法，下启清朝摊丁入亩。在当时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各级官吏、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勒索、盘剥，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一概征银，使君主制度时代的实物税制转向了货币税制，使国家的赋税征收基本货币化。一概征银，扩大了社会的商品市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所以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制度的演变史上又竖起了一块里程碑。
清朝人关之初，赋税制度仍沿袭明朝旧制，实行一条鞭法。然而自明末社会大动乱以来，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和人口的不断增长，无地、少地的农民越来越承担不起丁税的重负，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他们或迁徒流亡，或隐匿户口，不但使清政府征收丁税失去保证，还使清政府无法掌握人口实数，同时加剧了社会动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清政府分逐步完成了摊丁人亩的改革。摊丁人亩的实行，是中国赋税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对清朝的统治和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只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这样，不但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人，有助于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且还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削弱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农民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本书前文也说过，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摊丁人亩取消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在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此后，中国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在一定时期内为社会提供了大批新生劳动力，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当人口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负面效果，不过这一点李曜早已想好办法解决了。所以摊丁人亩的实行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李曜现在的做法，则是将一条鞭法省去，直接跳转到摊丁入亩，那么相应的，征收的税费也必须是全货币税，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李曜此前就开始推行的新币制改革（无风注：之前写币制改革的时候提过，一旦认同新币可以当做税费上缴，则该货币的价值就会被社会所公认）。
那么，这一改革在推行过程中的难点就在于两条：一，“大地主阶级”们的抵制甚至反抗；二，百姓们习惯这套制度的速度。至于其他什么税率分摊是不是合理之类，那都是税制本身的细节问题了，在决定推行之后，各地再考察、讨论便是，总不能连这种事情都要李曜自己亲力亲为，那他一准成为第二个孔明，只有活活累死的份。
这时王笉道：“五郎既然有如此把握，奴自然是支持的。”
李曜微微一笑，柔声道：“说实话，我希望太原王氏在这件事上，能做一个表率。”
王笉看着他，勉强一笑，道：“五郎……此事奴只能说尽力，决定权在叔父，甚至……他都未必能一言而决。”
李曜点点头，他理解这种情况，中国人对于“祖制”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情感，也许是孝道被无限拔高的后遗症，任何人胆敢擅自改变“祖制”，面对的压力都是极大的，也很难获得认同。而对良田的占有，则不光是很多世家大族的“祖制”，甚至早已是这些世家大族存在于世的一种下意识惯性，李曜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要想改变这一点，就像要让狗不吃屎一般。
不过据说狗吃屎是因为狗吃人吃的饭后，身体里缺乏必要的微量元素，而这种微量元素在其粪便中有，所以才出现。那么李曜只好把工商业上的大利润摆在头前当胡萝卜，把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作为大棒拿在手中，这样才能使这些“大地主阶级”们出让手头的田产。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个办法永远都是可以使用而且成效卓著的。
至于他为何对这件事如此上心，其实再简单不过了。
首先，他需要这些“大地主阶级”出让土地，使穷苦百姓自耕自足，不会“揭竿而起”，危害朝廷统治的稳定。其次，他需要这些手头有足够资本的“大地主阶级”投身工商业，使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赶紧生出、发展。
按照李曜穿越前的所学来看，资本主义萌芽应该是指一种生产关系，而不是一厂一店，也就是说，即便李曜自己建立起了实际上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两大军械监，但那并不表示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个别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孤立地看待。这种生产关系，按照学术观点，是在封建社会晚期，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时产生的。在这以前，像在自然和社会史中许多事物一样，它会有一些偶发的、先现的现象，但不能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
这就是说，关于是不是资本主义在萌芽，必须把考察的对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中，看这个地方、这个行业有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气候。同时，这种对象必须有一定的量，不能相信孤证，比如军械监这种明显就是“孤证”。必然性是存在于偶然性之中，社会性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所以，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总是具有多发性，是可以重复观察到的。
唐有何明远的丝织厂、仙君册的茶园，但即使《太平广记》是可信的，这也只是一种偶发的、先现的现象。因为此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还不允许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历史上宋代经济有很大发展，当时的中国，在农业、基本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单从生产力来看，宋代已经有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来看，租佃关系、徭役赋税和工商业等方面的封建束缚，还未见松弛，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僵硬，较唐代尤甚。因而，它只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生事物的生命力。它一旦产生，除非有不可抗原因，是不会中途夭折的，而是引导向新的生产方式。因而，真正的资本主义萌芽，应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
这也就是李曜想方设法要使类似于太原王氏这种“大地主阶级”放弃对田产的执着，转而投身雇佣关系的工商业中去的原因。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这种风潮，各种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都踊跃进行工商业投资，这种生产关系才算真正形成，也才会“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不会中途夭折”。
当然，生产力是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前提，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但归根到底，还是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资本论说“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
更简单的说，如果全民饿肚子，资本主义就纯属空想。
至于在原先历史上的中国农业，从生产技术来说，大约宋代达于高峰。江南（近代中国最富庶地区）水田的开发，引起绿色革命。耕犁制造的多用途化，可锻铸铁之应用于农具，早熟稻的引进以及农艺学的进步，使传统农业达于成熟。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所致，属于量的变化。农具和耕作技术，基本上还是宋代水平。不过，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引起一定的地域性分工，这些也都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总之，这期间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适应人口增加而来的量的扩大，甚少质的变化。因而还不足以突破耕织结合的、小农经营的传统经济结构，也不足以使农业经营利润从封建地租中解放出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以单个家庭与小块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