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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三层地围观着，一群十多岁的孩子围着池边狂喜地笑着，一边叫嚷着〃造反有理〃、〃痛打
落水狗〃，一边扔着石块。就在陈老师拼命地躲避开水花，咬着牙抓住荷花池栏杆的刹那间，
〃通〃一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通！〃又一块石头重重地正好落在了他的腰部，他刚刚触到
栏杆的手松开了，〃通〃像一块大石头，一下扎到了水中，当他沉入水底时，水花息了。这
正是下午 4 时 14 分（请永远记住这历史的一刻！）他死在围观的人群心满意足的目光下，
死在一片欢乐的狂呼声中……
据说这是“第一个死在红卫兵手下的人”，当时把“八·一八”这一天叫做“红卫兵的
革命盛大节日”。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却令人毛骨悚然：其震惊之处，正在于残酷的虐杀竟
然是在青少年的狂欢之中完成。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
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
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
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
同对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
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
20 世纪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创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历史为青春提
供的“一个游乐场”：中国的红卫兵一知半解却狂热地相信人们教给他们的“革命雄心壮志”
以及相应的“豪言壮语”
，决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中国改造成纯而又纯的“革命圣地”，
成为“世界革命”的基地与中心——他们把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理想与“中华民族（文
化）中心梦”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正是这“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既是真诚又是虚假
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
，却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他们也同样把中国专制主义的残
忍，嗜杀、灭绝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集“天使”与“恶魔”于
一身：这就是中国的红色卫兵；“天堂”的梦与“地狱”之门并存，伊甸园与集中营同在，
应该这样来把握与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从来都是说：“青春是美丽的”——这是作家巴金的名言，也是中国作家、现代知
识分子的共同信念，甚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正视：“青
春是可怕的”——连同所有与“青春”相联系的乌托邦幻想，一切非理性“抒情诗”都有导
向“专制”的可能。正如昆德拉所说：“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
”
昆德拉的另一判断也同样发人深思：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
躁不安”。——我们在 20 世纪中华民族身上，也同样发现了这种“青春期”的“烦躁不安”。
上一世纪末，沉迷于中华中心梦的古老的中国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世界的婴儿，于
是产生了“期待着长大”（赶上世界，潜意识中依然没有放弃“中华中心梦”）的焦躁。我们
这个民族从“五四”时期就不断呼唤“青春”，这绝非偶然，它表现了中国现代民族蓬勃向
上的精神，也显示了它的不成熟性；以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青春”为历史的正题，而
忽视了它的负面。在某种意义上，20 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不断为青春的表演提供“游乐
场”，而最终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青春的专制暴力的大浩劫。20 世纪的民族青春史，
也就从正面转向了负面，这可以说是历史对我们民族不成熟的一个无情惩罚。
但受到惩罚的民族并不会自动走向成熟。如果我们仍然沉湎于青春的狂梦与焦躁中，不
敢正视青春的“可怕”，我们的灾难就不仅是长不大，
“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还会以另一
种形式莅临于我们的国土，那位 101 中学美术教师的阴魂就会继续追随我们每一个人——多
做做这样的“噩梦”可能没有坏处。
社会记忆
康纳顿
美国当代学者，本文选由《社会如何记忆》，纳日
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
开来。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无论是罗马要塞里掩埋的
遗骨，还是作为诺曼城堡惟一残留的石堆，或者是其使用或方式显露了一种习俗的希腊石刻
中的一个词，还是由某个场景见证人，写的口述记录，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遗迹：即其本
身已无从知道的某种现象所留下的可感知标记。仅就把这种标记理解为某物的遗迹和证据来
说，它已经超越了仅限于叙述这些标记本身的阶段；把某物算做证据，是就他物，即证据所
指的对象，进行陈述。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他们对证据的研究，就像律师在法庭上反诘证人，
从证词析取不明显包含的信息，甚至和其中包含的公开声明相反的信息。由先行陈述构成的
那部分证据，绝不占优势；在历史学家看来，据称属实的一段先行陈述，和其他类的证据并
无优劣之分。历史学家能够拒绝被告知作为证据的事物，代之以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即便他
们接受先行陈述的内容，那也并非由于那段陈述的存在而被视做权威，而是由于经过判断认
为它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标准。历史学家远非依赖他们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的
自我以外权威的陈述，他们是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思想相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就是说，
他们有用来批评证据的标准。
因此，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即便历史学家不能根据连贯的传说，从见证人那里得
到有关一个事件或者习俗的陈述，他们依然能重新发现被完全遗忘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这
样做，部分是通过考释其文献资料中包含的陈述——这些陈述声明或暗示有涉及历史学家主
题兴趣的所谓事实；部分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说的非文本资料，例如涉及同样主题的考古资料，
把这些说成是非文本资料的目的，是要表明，由于它们不是文本，它们不包含现成的陈述。
但是，即便是在社会记忆对一个事件保持直接见证的情况下，历史重构仍然是必须的。
因为当历史学家研究一个近代历史问题，对证据提出的问题本身得到直接现成的答案时，他
要对此陈述能否作为证据提出质疑；即便历史学家的答案是从目击者或历史学家所关注事件
的当事人那里得到的，事情也仍然如此。历史学家不再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为他
们觉得信息提供者想欺骗他们或者欺骗自己。历史学家继续对其信息提供者的陈述提问，因
为如果他们按其表面上说的那样加以接受，那就等于放弃了敬业的历史学家的自主性。他们
于是就会放弃他们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基础在于，他们要求有权按照自
己学科的适当方法自己拿主意，决定如何正确解决在此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些问题。
尽管有此相对于社会记忆的独立性，历史重构的实践可以在主要方面从社会群体的记忆
获得指导性动力，也可以显著地塑造他们的记忆：当国家机器被系统地用来剥夺其公民的记
忆时，这种互动就会出现尤为极端的例子。所有极权主义都有这样的行为方式；极权统治剥
夺臣民的记忆之日，便是他们受精神奴役之始。当一个大国想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
它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的方法。仅在捷克的历史上，这种有组织忘却被
实施了两次：1618 年以后和 1948 年以后。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
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