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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变。丘吉尔功虽高，贡献虽大，但战时的权力也够集中了，如果丘吉尔挟战胜之余威继
续加强个人权力，这样，英国的民主制度就可能被破坏。所以，英国广大人民认为以不让丘
吉尔继续担任首相为宜。他们感谢、崇拜丘吉尔，但是说，辛苦了，老先生，你休息休息吧，
让别人来干会更好一些。他们不是要打倒丘吉尔，而是怕英国可能会因此走上个人专制的道
路。事实上，过了几年之后，下次大选，丘吉尔又出任首相了。经过几十年世界政治观察家
们的研究，以及对英国选民无数场访问证实了一点：这一次不是丘吉尔的失败，而是英国选
民的成熟。这些并非我的臆测，而是多年从西方书刊译文上看到的，我才释了疑。这是他们
为了保持民主而忍痛做的选择。他们在内心里倒是觉得有些对不起丘吉尔的。按照东方文明
的规矩，非由也是很有政治活动能力的小丘吉尔继任几十年首相不可了。可是这位小丘吉尔
以后倒是由自己的力量当了一个时期议员，仅此而已。
从这种事实可以看出，西方文明的精华是在这些地方。难道这也要由东方文明去加以改
造和拯救么？恐怕不行也不应该吧！法国的曲折多一些，戴高乐的集权倾向很突出。1958 年
他终于把法国多年来的内阁制度变成了总统制，把中央行政大权集中于总统。但他终究没有，
也并无要把法国变成个人专制国家的想法。关键是法国人民决不同意这么做，所以法国也终
于没有变成一个个人专制国家。这些，是传统的东方文明断然不及他们的地方，也谈不上拯
救他们的问题。
当然，西方文明中个人主义是越来越突出了，毛病也可能越来越大了，这点，东方文明
中的某些优秀素质，确是值得他们认真考虑的。
我以为，东方文明固不应自卑，但更不应自大。闭关只能自愚、自弱，以至自毙，而不
可能自守。
上述那些东方文明现象能不叫人触目惊心么？这样的历史现象算是前进、停滞，还是氏
族制的遗留？这样似乎平安的政治运作，还不如要意大利的走马灯好，因为这种停滞、倒退
看不到有什么人才竞争。难道这还不能证明东方文明中有很多都是极端落后的东西么？而这
些情况都是东方各国上中下层。人民思想情况的反映。这是不是说明东方有很多事情还根本
未进入近代，冥冥中我们还有些重要事情是处在原始氏族制的残余中呢？这距离世界通行的
现代民主化标准不知道有多么遥远！
七十几年前，鲁迅说过这个意思的话：要我们起来保存国粹，首先要国粹也能保存我们。
（鲁迅这里不是指具体文物，而是指古书上的意识形态）鲁迅的这个意思是永远不会错的：今
天单靠东方文明，是连保存我们也根本办不到了，更绝不可能使我们现代化——物质的和观
念的双重现代化，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绝对不能说是东方文化呢！鲁迅的“拿来主义”确
然代表了他那个时期对于东西方文化关系最高水平的认识。虽然还不成体系，不是一个系统
化了的理论，但它的光辉火花，必将永照百世。这个问题到了邓小平手里才从根本上、理论
上解决了，这就是他的改革开放路线，
“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的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理论发展。离开了这个伟
大理论，中国就永远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了。其他东方国家，如果单依靠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
就连资本主义现代化也根本办不到。
东方文明有其光辉灿烂的一面，但也有严重阻碍我们步入现代化的一面。至于一下子大
谈要用它来挽救就要破灭了的西方文明一说，那是过屠门而大嚼，贵且快意，同史实怕是发
生不了什么关系的。
编者旁白
众所周知，古代国人曾有过自己的辉煌。那时，他们可以自信地高居于世界的中央，俯
瞰四周蛮夷，等待八方来朝。
但当历史进入 19 世纪，美梦终于无法继续——鸦片战争无情地暴露了中央帝国的腐朽
与虚弱。有比较才有鉴别。如果仍然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无论中国传统如何古老近乎腐朽，
人们都无法判断其优劣。百姓士子当然不免祖祖辈辈跪伏于地下，恭颂“吾皇圣明”。但国
门打开之后，由于不同参照的出现，国人获得了完全不同的目光，用新目光看传统，古老文
明顿时失掉光彩。
开始只是感到船炮技术不如人，于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是发现体制的弊端，
于是有了维新和革命；最后发现伦理秩序、道德观念、风俗习惯都与专制政体血肉相连，却
与现代文明南辕北辙，于是有了新文化运动。由经济变革到政治变革，由政治变革再到文化
的全方位变革，中国开始了与世界文化主流全面接轨的尝试。
这种尝试最集中地表现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运动中，人们看到了新文化阵营对
中国传统的猛烈批判。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陈独秀、胡适与鲁迅。陈独秀在创刊《新青年》
时就对传统发起了进攻，认定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
盖十之八九。
”胡适考察国人对待妇女和儿童的态度，得出结论：
“全世界的人类里，寻不出
第二国有这样的野蛮制度！”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判定中国传统的“吃人”本
质。在《灯下漫笔》中，他更认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
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而所谓几千年的文明史，在
他看来也不过只有两样时代：一、
“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二、 ”
批判的同时必有建设，建设的道路就是与世界接轨，而当时所谓世界当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代
表。所以，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胡适改用充分世界化，其实内容相差无几。充分世界化，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球化。
然而，告别千年传统而走向新文明，人们的认识不会轻易一致。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
伴随着激烈论战，后来，文化冲突也从未中断。有人认为传统文明不容否定，因而努力维护
传统；也有人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没落，正等待着中国文化的拯救，因而努力弘扬传统；更有
人认为应该接纳西方文明，但必须同时保持传统。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等都是上世纪初
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梁漱溟，他与熊十力、冯友兰等一起被称做新儒家。在 1930 年代，王
新命等 10 教授发表宣言，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到五六十年代，大陆没有讨论空间，台湾
学者却又掀起了一轮讨论，其代表是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1970 年代后，
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海外又出现了杜维明等为代表的“儒学第三期复兴”。他们
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努力弘扬传统，或致力于民族文化复兴，或致力于“创
造性转化”。
矛盾众多，冲突在各个层面展开，但冲突的焦点非常明显：世界化还是本土化。
在一百多年的冲突中，当权者无论表面如何装扮，事实上都在固守旧传统而不愿认同新
文化。或者说，都不愿在根本上变革。从袁世凯开始，就以“特别国情”为由拒绝自由、民
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他们可以弃长袍改西装，弃轿子改乘汽车，却拒绝放弃专制而改行民
主，拒绝放弃主子之权而保障公民权利。他们的语言和思路都非常相似，一是强调西方价值
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强调中国文化应有中国特色。
面对上述冲突，我想，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发点和价值立场。鲁迅等人是以人的生存
和发展为终极价值尺度。在这一价值尺度的衡量下，古老传统便显得野蛮和残暴。因此，有
人苛责他们“激进”，全盘反传统，不尊重国情，制造文化断裂，都不算太冤枉他们。但问
题在于，如果认定了正是传统使中国人活得不像人，认定了所谓“国情”就是以剥夺人权和
扼杀人性为天经地义，面对这样的传统和“国情”，到底又该怎么办？
冲突已经持续了一百年，作为后人的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放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