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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提携，于事毫无补益。
柏杨说，他说“感谢鸦片战争”这番话的时候，非常痛心，并不是说真的就赞成被异国
人统治。这是最好的回答。
为什么日本一经美国军舰的打击就马上变法维新，而中国却那么步履艰难地连滚带爬
呢？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结出不同的果实。柏杨的酱缸理论是解答这一问题的
钥匙。
酱缸的主要成份是儒家的说教。应当说，在早期，在百家争鸣中，儒家还有一定的进步
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类言论，多
，
少还承认平民百性拥有一定的地位，有允许革（和）命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变成唯一允许存在的学说，开始了只允许有一种思想的僵化也即“酱化”的过程。凡
是士也即是帮助皇帝统治天下的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能越出孔孟教
条的半步，否则就是可怕的离经叛道。明、清更进了一步，规定知识分子只能用朱熹的注解
作八股文才可以当官，这一来，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不允许有任何新的见解的存在。
这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定于一尊的文化，其特色之一是反对任何改革。“利不十，不
变法”，甚至“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徐桐②语）。凡是有所改革，就有违背祖宗法度的大
罪，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不会有好的下场。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例如商鞅、王安石、
张居正③等等）的下场都是不好的，背叛儒家学说而有异端思想的思想家（例如李贽）的下
场也是不好的。时间越久，酱缸越稠密，酱的功能越强大，足以抵挡任何先进的思想，使之
一到中国就被酱得失去原来的鲜味（鲁迅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
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试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对待马克思
主义，最盛行的是教条主义，最反感的是“修正主义” 于是，
。 既然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和）
命胜利的俄国革（和）命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也得不计成败地跟着在城市搞
武装起义，搞暴动。好容易终于突破了这种框框以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
成功了，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也得亦步亦趋地“一边倒”学习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意见，
那怕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柑橘的黄龙病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上，也得以苏方的错误观
点为标准。教条主义地引经据典成为研究问题的唯一途径，任何超越都是不能允许的“修正
主义”或“砍旗”。以至于“文（和）革”带来的灾难已经弄得天怒人怨了，
“四人帮”覆灭了，
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
不渝地遵循”）仍然一度占居领导地位，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被判定为政治上“很坏很
坏”的“砍旗”。开放改革以后，反对开放改革的理论家们，所使用的仍然无非是形形色色
的“凡是”武器。这里面没有孔孟的任何词句甚至引用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语录；但是骨子里
仍然是只准有一种思想，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的儒家传统。
酱缸文化的一大核心是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没有人（和）权。皇帝当然是最高无上的权
威，他们是“天子”，十有八九是龙种而非凡人因而是天生能洞察一切的圣明。他们是社会
的中心，是社会的绝对权威，是人类的最高主宰。他们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可以随意出尔反
尔，引蛇出洞，突然袭击，独断专行……。在皇帝之下的臣民，又按不同时期或依职业、或
依民族而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并未因革（和）命成功而有所改变，工人是一等，农民是
一等，资产阶级是一等，知识分子是一等；此外，又还有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
的等外之等。天下无不是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得感谢“圣上”赐予的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级一级地压下去。诚如闻一多说的，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
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级森严，派生出柏杨在《丑陋
的中国人》指出的（还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这些丑陋，在大陆不仅存在，而且还
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认错，不仅人们彼此之间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而且由
于天王圣明，于是这过错就必然归由臣属或下级的正确来承担。在大陆，最明显一个例子就
是如何对待大跃进的失误。极为克制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完全正确的彭德怀最后只
好自己把过错全揽在自己头上。死不认错的结果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大悲剧，即使如
此，在１９６２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
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话言下之意，大跃进带来的人祸与毛 XX 无干，相反，那倒是由于有人（例如彭德怀）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干扰的缘故。此说不仅为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
意见这种合乎党章的行为而被无理地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为刘少奇在
大会上提出三年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极力为毛 XX 辩护的言论仍在“文（和）
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笔。林彪本人以诸如此类手法抢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谓是酱缸文
化的特产标兵。
林彪还有一句名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话深得“买
西瓜学”的精髓，是培养愚民的至理名言。本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下，群众已经分不清什
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在“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个口号下，毛 XX 的错误政策更是畅行无
阻地雷厉风行。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运动群众，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和）命这场浩劫。当
然，“文（和）革”之所以能发动，除了“不理解也要执行”这种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形成的权
威崇拜外，发动者还充分地调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切德行。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业中业务拔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写出过好作
品的作家，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甚至连掏大粪的先进人物时传祥，
都被扣上“三名三高”“为刘少奇的反革（和）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刘少奇的走狗”等罪
、 、
名被批斗乃至迫（和）害致死。这当中，中国人那种东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义
起了极大的作用。诚如柏杨所说的那样，“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是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的特
产，自己飞不动，一看别人飞啦，就急火攻心，觉得必须嗖的一声，射出一箭，把该家伙射
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致于该家伙死啦之后，自己飞动飞不动，则顾不得矣，只要别人中
箭倒地就心满意足。（
”《硫磺疤手段》
）稍为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最
多是当一个明哲保身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和）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窝里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挂牌游斗，剃
阴阳头，坐“喷气式”，乱棍打死，酷刑致死，设陷阱引导对方犯错误……一直到杀人、吃
人，有的是甚至野兽也想不出做不到的无法无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头刚好有一份
原交通部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顺手抄下来以广见识：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
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
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
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