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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回家的工人”，这些纸上的规定又有什么用呢？
这场经济论战到一九六五年在没有一个明确结论的情况下突然中止了。一直没有表态的
卡斯特罗这时说：
“作为革命者，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哲学领域进行抽象的论争。”论战中止的
原因既有维护党内团结的因素，又有古巴已放弃迅速工业化的打算，退回到以农业为主并以
苏东集团取代欧美为出口对象的格局。此后报刊上再也见不到论战的文章，而在这种政策变
化中位居要津的农业和外贸部门也没有改弦易辙，用格瓦拉的“道德动力”去增加生产。无
疑，以维护革命纯洁性为己任的格瓦拉对这个结果不会不感到失望。然而使他更为失望的也
许是他已感到在和平年代塑造“新人”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对人性中利己本能的
克服乃至根除，只有在战争条件下才能实现。他在代表作《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曾经说
和平年间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灌输到日常生活中去，为此整个社
会必须变成一所巨大的军营和学校。他多次说“新人”就在游击队员之中，只有在战争条件
下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纯洁的兄弟关系。很多和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切实
际上一直期待着美国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入侵，这种入侵将会一举解决古巴和平年代所产生
的一切问题。而到了一九六五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敢于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
离开古巴，寻找新战场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促使格瓦拉出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陆革命”的梦想。他一直认为古巴这个加勒比
小岛的革命是拉美大陆革命的先锋和前奏，离开了拉美革命，古巴不可能“单独建成社会主
义。”事实上，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一刻起，他就竭力企图输出古巴革命的模式。一九五九
年古巴尚未宣布转向社会主义时，卡斯特罗应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邀请访美，留在国内的格
瓦拉就派出受其训练的尼加拉瓜游击队重返尼加拉瓜。此后他不但是推动拉美革命的官方政
策的主要制定者，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训练营地和派遣途径，直接把来自不同国家的武装人
员派到洪都拉斯、多米尼加、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和其它一些拉美国家。他设立了“革命奖
学金“用于训练拉美各国的激进学生。美国对古巴的“猪湾入侵”失败后，他在公开讲话中
警告拉美各国政府，说倘若他们不改善内政，等待他们的就是古巴模式的革命。然而，年复
一年，他所希望的大陆革命遥遥无期，他所派出的游击队一再受挫，但这并没有使他对拉美
革命的形势重新估量，反而使他感到拉美游击战需要一个更有能力和号召力的领导人。一九
五九年，当他出访途经东京时，一个随行人员就记下了他的一段与那次出访毫无关联的谈话：
在南美的玻利维亚或巴拉圭，找一块与巴西、乌拉圭、秘鲁和阿根廷接壤之处，在那里投进
一股游击队，革命就会扩散到整个南美。他把这个最有想象力的方案最终留给了自己，要不
是六十年代中期非洲独立运动的发展一度使他产生了非洲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幻觉
并选定刚果为出走的地点的话，很可能他就会去了玻利维亚。
六十年代国际共运的分化也是促使格瓦拉出走的重要因素。他常常对苏联持不加掩饰的
批判态度，其原因之一是从“新人”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
等的承认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他说苏联工人的劳动目的与美国工人已没有区别，都是为
了钱。在他的刚果使命失败后秘密返回古巴并等待去玻利维亚的几个月中，他写了一些类似
理论总结的东西，帮助他整理的人震惊地发现他竟然说自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苏联就有
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先例。原因之二是他的拉美乃至世界革命的计划与苏联的世界战略尤
其是“和平共处”方针相冲突。他说“和平共处”就是绥靖政策，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
退让使他怒不可遏，他不但在私下说这是背叛，而且在一次对英国记者的采访中直言不讳他
说当时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射出去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和对苏联恰成对
照。他公开说中国的公社模式和对精神因素的强调为亚非拉革命提供了榜样。在他的工业部
里的中国专家不从古巴政府那里领取报酬，格瓦拉说这体现了“新人”的道德标准。相反，
苏联专家的工资是从苏联给古巴的贷款中扣除的。此外，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他眼里也符
合全世界革命”的要求，尤其是林彪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引起了他的重
视。他的这种态度无疑是古巴当时在中苏论战中迟迟未公开表态的原因之一。但随着与苏东
集团的经济联系日益成为古巴经济的基础，苏联对格瓦拉的反苏亲华立场有了强有力的压制
手段。格瓦拉最终的出走，正是在他一九六五年二月在阿尔及尔出席亚非团结组织的经济会
议上几乎是公开地谴责苏联之后（他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把他们与正在从事解放斗争的
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这和殖民主义一样）。而也正是在他出走之后，古巴
政府于次年以中国削减对古巴的大米出口为由说中国加入了美帝对古巴的封锁，挑起了中古
论战。
格瓦拉在当时，无论在第三世界还是在西方国家都有着大量的崇拜者，这在很大程度上
和他的人格力量有关。他是一个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他放弃高位重返战场并不惜
牺牲自己的事迹广为人知，但他还有更多说明其个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业部长和
银行行长，但始终只拿一份工资，将国家发给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连年幼的子女生
急病都不准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有次搬家时，妻子将原来公家住房里的吊灯一起搬走，他
见到后令妻子马上送回；在经济困难时古巴政府给高级领导人的家庭发了特殊配给证，他得
知后也立即退回。这类事例的确不胜枚举。他以身作则，工余时间特别是周六都主要放在参
加义务劳动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
但这从未动摇他走进丛林和战场的决心。总之，他决不是那种只会号召别人奉献的“革命家”。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敬。当时应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要求帮助追剿格瓦拉
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罗得里格斯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在格瓦拉被处决前他与格瓦拉的谈话
（中情局当时想把格瓦拉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军政府执意将他处死，为避免处
决俘虏的指责对外宣布格瓦拉死于战斗），他说他当时心中不但已没有对政治死敌格瓦拉的
仇恨，反而感到了对这个人的一种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与否在我们评价一个有无资格和能力主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时究
竟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
自己（只要不影响别人）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事关他人，那么对这种牺牲的评价就复杂
得多。一个最基本然而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伦理学常识是：牺牲仍然只是一个事实，它本身
并不因其壮烈而自动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格瓦拉固然毫无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私自利之
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为己任而且曾经说过对人民的爱是革命家最起码的品
质，然而他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
“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
呢？当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齿轮”时，他意识到这种用词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
贬抑，已经远超出他所痛斥的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异化了吗？
如果这么说仍然显得抽象的话，那么最后也许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
说几句。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他说：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
着牺牲，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他用这样一
句话来结束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