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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
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与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
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
100 年以前．1895 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 年至 1920 年初）。在这以前，
中国自从 19 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1895 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
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
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
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
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 20 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
国文化界、思想界在 20 年代至 40 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
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
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1895 年至 1920 年）出现的
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来说，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1895 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
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入中国而大量地散布。
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也
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致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
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 1895 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
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
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
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
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
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
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
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
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
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
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 1895 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
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
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
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
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
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
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
思想激化的第三个因素。大体而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两种社会力量推动的：知识分子
与农民。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分子毫无疑问是主导力量。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政治
与社会困境，也时有一些思想激化的倾向。什么是他们的政治社会困境？要认识这个困境，
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与他们的前身——传统士绅阶层作一个比较。大家知道，中
国现代知识阶层出现大约是 1895 年以后的转型时代，他们主要是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
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是形成社会政治稳定的一个基本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制度。
透过这个制度的媒介，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入地方权力结
构，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但 1905 年以后，
也就是转型时代初期，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央与
地方权力结构的管道也因此被切除了，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了。同时我要进一步指
出，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与影响力并未因此而降落，反而有升高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透过
转型时代出现的新型学校、报纸杂志以及各种自由结社所形成的学会和社团，他们在文化思
想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较之传统士绅阶级可以说是有增无减。因此形成一种困境：一方面他
们仍然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力。这种
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时有愤激不平的感觉，
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激化思想的道路，是由文化思想
层面上与政治社会层面上好几种因素结合起来促成的。
激化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想气氛或心
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发展。在这发展的
过程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基本的转捩点，而人的精神和思想就是这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
对这历史的理想主义心态作进一步的说明。它的最大特色是
摆脱了传统的循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向
理想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在这发展中，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关头。因此在这
发展史观的核心有一份强烈的时代感，这份时代感的最大特色，是它充满了一种特殊的危机
意识。这特殊的危机意识有两种成分：一个是 1895 年以后由空前国难所带来的强烈危亡感；
重要的是，这种危亡感是与一种新的契机感相并而来。人们意识到在面对危亡的同时，中国
也进入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局与机运无穷的新时代。这种新的契机感是传统与西方思想影响的
合产物。来自传统的契机感有两个基本成分，一个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带来的生命与世界的
二重观：理想生命与现实生命的对照；一个是由传统宗教带来的对生命与死亡的一种辩证循
环观念：生命终于死亡，但死亡也可以转化为复活与再生，特别是精神生命。重要的是这契
机感的两个传统成分被它来自西方的成分——演进的历史观——所吸收，化为空前的乐观的
前瞻意识，不但使中国人觉得眼前的危难孕育着复活与新生的契机，而这复活与新生也是通
向未来的理想世界的契机。因此，新的契机感不再沦于传统的生死循环的观念窠臼。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时代感，有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
面是对当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观的
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心态笼罩之下，当
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
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
我方才指出，在这场论争中，革命的观念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到了“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