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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
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
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
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
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
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
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之
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
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
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
的错误与那些从断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
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从更富全球性的
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
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们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
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
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
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
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
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
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
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
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
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
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
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
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
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
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
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
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
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
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
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
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林贤治
（1948…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谢泳编《思想的
时代》，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有删节。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时，对中国的成功经验作过这样的
总结：“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失去
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通过改造，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
汰，所余是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角色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
1949 年，随着大军进城，中国出现两部分知识分子合流的局面。其中一部分来自延安
解放区，数量很小，而能量很大。他们普遍地被赋予一种优越感，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满
布污泥浊水的广大区域。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即是进城前的一场预演。刊内载有署名
无咎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带有代表性的。文章用列宁的论述定下基调，强调“知识
分子是以资本主义‘思想’为立脚点的，这个阶级是与无产阶级有相当对抗的”，知识分子
惟有彻底“投降”“把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特点丧失无余”
， ，即自行消灭，别无出路。这在
理论上是荒唐的，却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鸣响在城门外面的一声尖锐刺耳的警笛。
另外的一大部分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政权的诞生，他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国民
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早已不得人心，新政权取而代之，理应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所以，当时
像陈寅恪一流终不为劝诱所动，不曾趋附台湾。对此，钱穆回忆时说：“亦证当时一辈知识
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
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钱穆论及西汉知识分子时说，平民知识分子骤遇大一统
政权的建立而相形见绌，难免带有内心怯弱的自卑感。比较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国统区的广
大部分是自卑的。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发言，题目就叫《我是来学习的》“看天北斗惊新
。
象。”陈寅恪远离京都，避居南方，是另外的例子。胡风的情况更为复杂：在广场上放歌《时
间开始了》，抒发他的时代激情，同时又洞见了“杀机”，在“空气坏的洞中”给朋友写信，
不时吐露着内心的灰暗。远在重庆时，艾青和田间先后邀他前去革命圣地延安，他都婉拒了。
而今，是切切实实地置身于五星红旗之下；无论有着怎样的顾虑，都不可能离开脚踏的这一
片土地，几十年滚动着自己和同伴们战斗的呼声，交织着光辉、火焰与阴影的土地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不生丝毫扰攘；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大体上保持
了一种拥护、顺应和期待的态度。与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较，其差异是十分鲜明的。十月革
命前后，大批作家和学者流亡国外；留居国内者，如高尔基、柯罗连科等，居然著文或以通
信形式公开抨击新政权的滥杀，及其他非人道行为，锋芒直指布尔什维克和领袖列宁，其态
度之明确，措辞之激烈，是中国作家所不敢想像的。
共和国崛起之后，知识分子随即过起一种组织化的生活。他们几乎全部被政府包了下来，
被安排到不同的机关、学校、团体中去。有了固定的工作，除了按不同的级别领取薪金以外，
还得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会议和学习。这样的地方叫“单位”。他们的档案甚至户籍就都相
随留在单位里，不然就在街道，总之是便于管理的地方。这样，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
无一例外地成为“单位人”。这种情形颇类古代的养士制度和俸禄制度，证之国外，则基本
仿效苏联的人事管理制度。关于古代中国，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中国皇权之傲慢专断的
政教合一的性质，对于士人的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孔子和老子曾经为吏作例子，指
出：“此种与国家一官职的关系，对于士人阶层的精神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中国俸
禄制度的发展，士人原有的那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也就停止了。”至于苏联，尤其斯大林时
代的文化知识界的禁锢状况，近 20 年，我国的报道很不少，那是令人震骇的。统一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