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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轰动全球。一个前国家首脑在本国境外被另一国司法机构扣留，并面临解递到第三国接
受审判的可能，这是前所未闻的。国家主权的惯例保护受到严重挑战。
人权对主权的挑战，可以说是世纪之交国际人权运动的特色和走向。仅 1999 年间世界
重大事件而论，除“皮诺切特案”外，专为审理前南斯拉夫灭绝人类罪犯没立的临时国际刑
事法庭，发布了起诉现任南斯拉夫总统的法律文书。北约部队在波斯尼亚逮捕了几位受到该
法庭起诉的战争嫌疑犯。专为审理卢旺达灭绝人类罪设立的临时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卓有成
效地审理了一批涉嫌的卢旺达高层官员。正在酝酿中的正式国际刑事法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
支持，89 个国家已经在有关条约上签名。这个法庭一旦建立起来，将是有史以来第一家全
球性司法机构，将审理任何国度严重反人权罪案例。（然而，克林顿政府至今尚未签字，理
由之一是国际司法程序不够完善，有可能违反美国公民的司法公正平等权利）
地球上的暴君与反人道罪嫌疑犯，在主权保护伞下的藏身之地越来越不可靠了。 90 年
代末的另一趋向，是不少国家政府开始屈从于国内公众的压力而采取单方行动。例如，皮诺
切特被捕前几天，还对《纽约客》杂志的一个采访者承认，只有很少几个国家使他感觉安全，
英国是其中之一，但自从他被拘留以来，对他的罪行已经在近十个欧洲国家国内司法机关立
案调查；又如，一位前卢旺达军官因参与 1994 年的种族屠杀，被瑞士一家军事法庭判罪。
德国、丹麦、奥地利、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的法庭，已分别审理在波斯尼亚战
争期间涉嫌犯下了残暴反人道罪行的塞尔维亚军人。1999 年 8 月，一位伊拉克总统高级助
理不得不放弃其在欧洲治病的打算，匆忙逃离奥地利，因为当地公民向刑事法庭起诉，控告
他参与伊拉克屠杀库尔德人的“种族灭杀”。前埃塞俄比亚首脑孟基斯图，自从他的“红色
恐怖”垮台以来一直躲藏在津巴布韦，他在本国国境内因屠杀 20 万人受到通缉，近因津巴
布韦统治者自身难保，据传孟基斯图打算躲到朝鲜去。同年 7 月，法国警方逮捕了一位毛里
塔尼亚军官，他涉嫌在本国对囚犯使用酷刑，其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公约严禁在任何场合
使用酷刑。
同时，国际社会似乎比以往更容易达成一些共识，对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
联合国多国部队进驻接管东帝汶，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以阻止种族屠杀和暴力，虽然受到许
多非议和责难，也算代表了这种趋向。高空轰炸必然伤害无辜，道义上欠理，而且这些军事
干涉本身不值得庆贺，因为它们无非显示了通过外交和平谈判去寻求解决人权危机的重重困
难和再次失败。可是，比起 90 年代上半期国际社会对卢旺达、波斯尼亚屠杀暴行的袖手旁
观来，上述对东帝汶、南斯拉夫的国际军事行动所表现的对人权的态度，则不应简单忽略。
这种共识和态度目前正在经受另一场严峻考验：国际社会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协力防止俄国
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所造成严重人权灾难？俄国的军事（原子武器）实力和国际大国地位，对任
何国际制裁行动都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然而，目前这一动向的新意，并不在于国际人权法本身有什么新的突破。国际人权法自
本世纪 40 年代末二战结束以来，在有关反人性、灭绝种族、战争残暴罪的立法方面，并没
有重要变化。1948 年的《灭绝种族罪公约》和 1949 年的《日内瓦公约》所建立的人权原则
一贯就是：这些罪行的反人性本质及其残暴性，决定了它们必须经由享有“普遍管辖权”的
机构来审理裁决。可是多年来，有关国际机构及其某些成员国政府，很少将这一原则付诸行
动。比如，70 年代中，为了防止南美失控，美国曾经向智利的军统独裁提供经济和军事援
助，当时美方已经收集到皮诺切特军政权侵犯人权的大量证据。可是出于美国的战略外交利
益，美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又由于其他多种因素，皮诺切特之流长期以来逍遥法外。
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是国际人权原则和法规开始慢慢地走向司法和执法程序化。迄今
为止，国际人权的实施基本上停留在引用公约条款、指派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调查、呼吁有关
政府遵循其条约职责，等等。因为缺乏国际司法机构向严重反人权法的个人和团体追究法律
责任，国际人权法效力至今十分有限。非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监督工作，也因而停留在有限
的几种方法上，诸如“曝光”“揭短”
、 ，让那些违反人权的政府或团体“丢脸”，或者力促各
国政府和跨国机构施加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这些做法效果有限，而且往往带来负效应（如
经济制裁）。
当然，国际人权的实施和监督，从“施加压力”到司法程序规范化的路途仍荆棘丛生，
其发展趋向仍缺乏连贯性，也有可能被滥用，各国国内政治力量的较量也起着决定作用。因
此，并不是世界上每一场严重反人权暴行，都可能激起“国际干涉”的。像美国这样的议会
民主国家，其国际外交行动（尤其是牵涉到出兵作战），受到国内在野反对党和孤立保守势力
的牵制，因此人们常常批评美国对外人权政策奉行“双重标准”。克林顿的回答是：美国不
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的反人权暴行都去出兵干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为了保持一贯性，
就干脆一律袖手旁观。克林顿的解释留下的漏洞是，国会保守派会以此为借口有选择地支持
对他们政治利益有利的“干涉”。
世纪之交重要的变化或许不在权力机构层面，而是在公共道义、舆论方面。国际公共舆
论越来越不能容忍惨无人道的暴行，一种新生的跨文化道德意识开始逐渐产生并成熟。国际
公论的进步，主要表现并归功于国际非政府草根人权组织多年来坚持不懈默默无闻的努力。
就拿皮诺切特受害者的人权组织来说吧，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们持续抗争，寻求正
义。世间记忆的淡忘，犯罪人推卸责任，有关机构篡改历史，都没有磨灭他们的希望和毅力。
他们当中不少人流亡到西班牙，有些是当时在智利临时居住的西班牙公民。90 年代初，智
利从独裁制向民主制转型，皮诺切特下台之前，作为政治交易，为自己及其同僚安排了免除
“前科”的终生特赦。新政府虽然指定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前独裁政府的累累罪行，
但是拒绝对任何罪犯进行起诉、追究责任。寻求正义的工作于是主要由流亡人士在欧洲展开。
1996 年，300 多名受害者亲属得到西班牙进步法律工作人员协助，对皮诺切特反人性罪，向
西班牙法庭正式递交起诉申请。西班牙法律承认国际法对反人性罪有跨国界“普遍审判权”
的原则。由于西班牙法律要求被告人亲自出庭，人权与法律界人士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如何设
法将皮诺切特及其同僚解递到西班牙境内接受审判。1998 年 9 月，一个少有的机会出现了，
皮诺切特到了英国。9 月下旬，获悉这一消息后，总部设在伦敦的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人权组
织“大赦国际”，动员其遍布各地的成员去查清皮诺切特的下榻之所，并将他在伦敦做手术
的消息及时送到西班牙人权活跃组织手里。西班牙的两位著名法官于 10 月 13 日正式请求英
国政府逮捕皮诺切特。同时，“大赦国际”的英国伦敦分部，求助于公共舆论对布莱尔的工
党当局施加政治压力。
“大赦国际”的公告指出，
“皮诺切特将军在英联合王国露面，为英国
当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协助瓦解智利侵犯人权罪犯的赦免特权”。根据《欧洲遏制恐
怖主义公约》，英国作为一个签约国，有责任协助西班牙的要求。同时，皮诺切特曾经以国
际恐怖手段迫害现侨居西班牙、英国、美国的政治异己人士，受害者也包括这些国家的公民。
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因而成了英国本国执法程序之一部分，但最重要的，还是英国公共舆论和
非政府组织起了关键推动作用。
“皮诺切特案”说明了一点，各国国内法律机构，仍然是保护人权的主要手段和希望。
尤其是人权的日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