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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如日本或埃及。所以，导致西方与非西方冲突的不是这个国家属于哪个文明，而
是这个国家是否接受那些已经在西方扎根了的普世价值。按照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秉持
的有限文化障碍论，若是威权的儒教或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发生冲突，那是因为双方在意识
形态上有分歧；若是所有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实现了民主化，那么，根据民主国家不发生战
争的命题，民主化了的儒教或伊斯兰教国家可能会与西方文明发生摩擦，但却不会发生冲突。
可见，从上述分析中并未找出文明冲突的证据。除非亨廷顿把文明冲突的内涵扩大，把意识
形态的冲突也包括进来，使其成为文明冲突的一部分。但是亨廷顿排除了这一做法， 《冲
他在
突》一文的一开始，就把文明的冲突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放在并列的位置上。就象其二十多年
前研究现代化模式时一样，这次在研究冲突的模式时又再次低估了文明的价值内涵。
这一误判的根源恐怕要追究到亨廷顿所采纳的起源于经验…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研究方
法。象经验社会科学一样，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最大特征是逃避价值，对研究和判断价值没有
信心。亨廷顿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科学家，但他却是在当时的行为主义气氛和经验…实
证主义的学术传统上成长起来的。
《变迁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是一部经验研究型的理论著作，
甚至连其使用的都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术语体系。《第三波》的话题虽是民主，但却不是研
究民主所内含的价值问题，而是对现实中的实现民主的途径进行比较研究和经验描述，其侧
重的是手段而不是价值。经验社会科学由于其在价值上的迷惘，故在作价值判断时反而难以
合理地使用经验论据，或是忽略了经验证据中所隐含的价值问题。这些缺陷在亨廷顿关于文
明冲突的预测中就充分显示出来。经验社会科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其描述能力，而其最大的短
处则是其预测能力。
亨廷顿在其研究中始终存在著价值关怀不足的问题，这在他过去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及最
近对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中都一再显现出来。他虽注重政治发展、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却不去探究前两者与经济制度的关系，可是并非所有的经济体制都能与自由、民主珠联壁合。
经济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制度对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落实程度。亨廷顿抛开
经济体制把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此外，在《第三波》
中他还把所有的非民主国家归入威权国家一类，这就混淆了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在价值系统
上存在的重大差异，从而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其对普世价值的必然普世性缺少信心，以为吸纳普世
价值与否对文明的生存并无妨碍。可是，并不是所有生活在非西方文明下的所有人都拒绝普
世价值；而且，拒绝普世价值及其制度（如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文明在文明间的竞争中
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长期以往，其文明的应战能力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在假定普世价值不
普世的前提下，对文明间相互认同的大大低估遂使文明间增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成了唯一的
结论。然而，若对普世价值充满信心，例如相信自由、民主注定迟早要被引入每个文明，那
么，对文明前景的预测也就大不相同了。
（以上删除）
从殊别价值到普世价值
既然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不过是表现为普世价值之争的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普
世价值自身的存在又何以证明呢？
普世价值的存在来源于超越文明、超越种族、超越人与人之间先天和后天具体差异的普
遍人性，来源于整个人类相同的生存方式，来源于人类社会内部生存冲突的压力，来源于人
类对超越性、普世性事物的执著追求。
对普世价值的论证主要是由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来完成的。在近现代，一些社会科学家
也主动担负起论证的责任。有人从自然法角度加以论证，用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来论证普世
价值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人从功利主义来论证，认为普世价值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也有人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论证，认为普世价值的发现和确立有助于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生存
竞争更加理性、更加和平，有利于消除这种竞争对人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这些论证的方法
既是互相冲突的，又是互相弥补的。连亨廷顿先生本人都认识到，象民主、自由、法治、宪
政这样负载著普世价值的制度的扎根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福祉的提高和个人潜能的
充分发挥和自我实现。普世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价值的内在合理性，更在于这些价值的普
遍适用性。自由民主不仅可以帮助基督教国家摆脱对权力的恶性争夺，同样也可以帮助儒教
社会摆脱以暴易暴的治乱循环，而这种恶性的生存竞争每每给儒教社会带来巨大的浩劫，人
民遭受深深的苦难。所以，从这种意义上看，普世价值是人类生存和文明存续的普遍需要。
从殊别价值到普世价值的攀升说明人类在认识自身上又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今天看来
是殊别价值的东西，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在儒教文明中曾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
但若放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大格局来看，它们又属殊别价值，这是因为人们找到了更超越、更
崇高和更重要的价值。同是也应该看到，每一个文明的殊别价值中都隐藏著普世价值的种子。
所以，不仅有人从基督教的角度去论证普世价值，也有人从儒教的传统中去发现普世价值的
资源。普世价值的发现、确立和传播，同时又是与近代以来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距离缩短、对
话和交流日益增加、不断密切乃至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不同文明间的大量
交往和密切互动，普世价值的传播和对普世价值的抗拒都将是难以发生的。所以，从这种意
义上讲，普世价值不免要反映在现代性之中。同时，普世价值的显现和对其认同与接纳都需
要一个过程。这导致了世界各个文明对普世价值的接纳程度的不平衡。意识形态的纷争也就
由此产生。普世价值的发现和确立同时也是人类的超越精神和超越能力的产物。
对普世价值与殊别价值加以分疏是理解文明间的互动和冲突的关键所在。亨廷顿对未来
冲突性质的误判不仅反映了经验社会科学自身的限制（即对价值问题的忽略），而且也反映
了西方所面临的〃精神分裂〃（亨廷顿语）。这种精神分裂表现为美国及西方自认为是自由、
民主等普世价值或高级意识形态及其现代性的发明者及垄断者，甚至视自由主义为西方文明
的殊别价值。把西方文明的殊别价值与这些普世价值混在一起，对其它文明获得这种价值的
尝试感到不自在，好象有人在觊觎自己的东西，例如，亨廷顿在文章中对墨西哥总统的民主
化战略便流露出了矛盾的心情。另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又自视为上述普世价值、自由主义制
度和意识形态的守护者和推广者。例如，德国和日本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在他们的一手扶植
下建立起来的。他们一方面视推广普世价值为己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这种推广工作是他们〃
白人的负担〃。这种矛盾心理在于既想把自己心爱的东西馈送别人，同时又总觉得别人不配
享受自己的东西。而后一种心态就常常把非西方文明有意无意地推到了西方文明的对立面。
此外，用不当的手段来推进普世价值也容易激起其它国家的负面反应。
其实，威权国家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其文明的殊别价值的守护者，同时也是普世价
值的传播者和鼓吹者，他们的努力有助于缩小不同文明间存在的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上的差
异，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融合。所以，对美国及西方来说，不要把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对
普世价值的拒绝看成是威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知识分子对这种价值的拒绝，而这种混淆在
《冲突》一文中也不时地流露出来。退一万步说，假如儒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真的正在结
成军事联盟，对美国和西方来说，是鼓励这种联盟，使之牢固，然后与之决战，还是在这种
联盟形成之前，用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