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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的声音，也存在着差异和对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编者在此无意提供最
终答案，只想提供一个思考的平台，供青年朋友参照自己的生活感受，去追问，去探索。我
想告诉朋友们的只是：对于复杂的问题，要多问一个为什么，那些极端的、武断的、煽情的
声音，往往是最不可信的。
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
胡佛
（1874…1964），美国第 31 任总统。本文选自裴
妮编《20 世纪著名演讲录》，杨韵琴译，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战后，共和党刚开始执政时，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要决定我们国民生活应具什么性质。
150 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自治和社会制度，自成一体，与众不同。我们美国
这套特有的政治社会制度明确肯定，不下于世界上有史以来发明的任何一种制度。我们制度
的基础是对自治的一种特殊概念，其核心在于分散的地方责任。此外，另一个根本的概念是，
只有通过俨然有序的自由制度、个人自由和个人的均等机会，个人的主动性和进取精神才会
推动社会前进。正是由于我们坚持了机会均等，所以我们的制度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
位……
战争时期，很多生产和分配手段都归各国政府所有、由政府操作。战争结束后，我们本
国和全世界面临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这种状况是否应该延续下去。我们得做一个抉择：在
和平年代，是要采纳美国式的粗犷朴实的个人主义还是欧洲式的家长式统治和国家社会主义
那两个极端，接受后一种观点就意味着通过政府的中央集权而推翻自治，意味着破坏我们人
民的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而我们所以会有今天这样无比的伟大，靠的正是这种个人主动
性和进取精神。
因此，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摆到了美国人民面前：我们要不要背离我们已经领先于世界
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原则，而去采纳那些会彻底动摇这个制度的另一套原则和做法？我要强调
我这些建议是严肃认真的。我要把我的立场说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美国生活和进步的根
基……
官僚主义无时无刻不想扩大它的影响和权力。政府若要控制人民的日常工作、生活，就
一定会同时也控制人们的灵魂和思想。每一次扩大政府在商界的权利，就意味着政府为了保
护自己、免得为自己的错误缺点承担政治后果，就一定会以非和平的手段越来越严格地控制
国家的报社和讲台。工业自由、商业自由灭亡以后，言论自由也就长不了啦。
如果把政府经营商业说成是自由开放主义，那是假自由开放。要是把我国的商业官僚化，
每走一步都会损害自由开放主义的根基：政治平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新闻自由和机会
均等。走这条路，开放自由只会减少，不会增加。自由开放主义不应该奋力扩大官僚主义，
而是应对它加以大力限制。真正的自由开放主义寻求的是所有合法的自由。首先就要有信心，
要相信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就谈不上追求什么其他的福祉。这个信念是美国一切政治和经济
进步的基础。
自由开放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力量，它源自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如果要保护政治自由，
就不能牺牲经济自由，即使政府对商业的管理可以提高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也还是应该坚
定不移地大力反对，因为它会摧毁政治平等，会加剧而不是减轻弄权和腐败现象，会扼杀积
极性和创造力，会破坏领导能力的培养，会挫败我们人民的智力和精神力量，会使平等和机
会化为乌有，会枯竭自由和进取的精神，出于这些基本原因，必须对它进行抵制。150 年来，
自由开放主义的真正精神是在美国制度而不是欧洲制度中找到的……
我国的人民有权利知道能不能不放弃美国制度而继续解决我们的重大问题。我确信这是
做得到的。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制度很有机动性，足以跟上我们经济和商业生活中复杂
的新发展。我们也证明了，我们可以对付任何经济问题而仍能维持民主在我们国内的主导地
位，同时又能维护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
我们美国制度的结果如何呢？对出身贫寒的人来说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这不
光是因为资源富饶、工业发达，还因为有主动积极性和进取的自由。俄国的自然资源不少于
我们，俄国人民跟我们一样勤劳，但俄国没有这 150 年来赐福于我们的政府形式和社会制度。
我们美国在追求人间幸福方面的尝试由于遵循了权力分散、自我治理的原则，信奉俨然
有序的自由制度、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因此，所带来的幸福是举世无双的。在消灭贫困、
扫除对匮乏的恐惧方面，我们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
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
（1930…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 200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青年报》。本文系《中
国青年报》记者潘园对作者的采访稿。
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压不住的。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观念的障碍，但
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要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当前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
富悬殊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掌握权力的人们利
用手中的权力营私。
对于改革过程中必然多少会发生的不平等，以及其他因个人条件不同而引发的结果不平
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政府要及时地通过自己的政策来缓解社会矛盾，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
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不过今年的改革有比较快的进展。
现在我们正在过大关。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非执行董事。著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ll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合著）、
、 》《现代公
司与企业改革》《何处寻求大智慧》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国企改革攻坚
、 、 、
15 题（合著）
》等。
再也不能贻误时机
记者：变法图强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发出的强烈心声，最近 20 年波澜壮阔的改
革无疑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在这场新的革命中，社会主义应该走计划经济道路还是市
场经济道路成为主要分歧，围绕这一分歧有过多次激烈的交锋。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您
能否简要回顾其历程？
吴敬琏：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是苏联计
划经济的一套，我自己当时对这一套也是深信不疑的。有的经济学家如顾准，就提出过市场
经济的观点，但是刚一露头就被政治运动打下去了。
“文革”使得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也给了我们一些人以思考的空间，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反思。
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一大批经济学家把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
场，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1980 年，在由薛暮桥等人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
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
并存的商品经济。”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成为决策层的共识。
从 1981 年冬季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点重新抬头，虽然当时以邓小
平为首的许多领导人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但最终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
，没能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取得进展。
然而，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是压制不住的。1984 年，
“市场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