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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病人多或少，医护人员的工资，房屋设备的折旧，水、电、气，辅助材料和备用药品的
费用总要支出。而医院惟一正当的收入来源只能是病人交纳的纯粹诊疗、处置费。在收费标
准确定的情况下，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看病人数成正比。从经济角度看，看病的人越多，医院
收入越多，经济效益越高。从社会角度看，则看病的人越少，说明国民健康状况越好，所体
现的社会福利越大。医院不能为了增加收入去人为地制造病人，否则就是对社会的犯罪。所
以说，医院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去追求经济效益。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医院可以不讲经济核算，可以不实行严格的预算管理制度。多年以
来医院吃财政大锅饭的结果，造成了财务管理上的许多漏洞，给不法分子滥用公费医疗制度
提供了可乘之机，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药品和器材。医院挂号费、出诊费、手术费、治疗费标
准订得过低，远不足以弥补实际成本。随着人口的增加，公费医疗范围的扩大，财政的负担
越来越重，不得不进行改革。应当向群众讲清楚，医院不是生产单位，因设备运转、材料药
品消耗产生的费用，自己没有消化能力，国家承担不了的，只能由患者或向患者承诺医疗保
险的社会机构承担，是多少就得交多少。医院实行严格的财务管理，是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服
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不过，对于目前一些医院实行的财务层层包干，各科室奖金自理的办法，笔者认为值得
商榷。实行经济核算，严格预算管理不等于财务层层包干。从理论上讲，医院是无法实行财
务包干的。因为人们得不得病，得什么病以及得病人数多少都不是医院本身可以左右的。层
层包干，奖金自理，说穿了就是要医院各科室自己去设法解决医护人员工资低的难题，让医
护人员直接从病人身上“创造”经济效益。这是违反医护人员职业道德的做法。医生和病人
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病痛和死亡面前，病人没有和医护人员讨价还价的能力。医护人员给
患者治病时，不应有任何其他个人的考虑，这是医疗卫生事业必须遵守的人道主义原则。如
果医生一边看病，一边盘算如何从病人身上多赚些钱，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四
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学和科研机构是最有条件搞活的，只要放手让它们去干，
克服知识界的清高孤傲，不怕知识分子富不起来。这种观点难免有些失之偏颇。我们的大学
和科研机构统统由国家包下来，造成机构臃肿、管理涣散、人浮于事是事实。但不加区别地
要求它们到市场竞争中去学会游泳，去直接为经济发展服务，去自己解决知识分子待遇问题，
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教职员工与大学生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是较低的。其中授课教员与其他职工的比
例更是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和我们目前的人事制度、就业政策有很大关系。学校办社会、
吃喝拉撒睡，样样都由学校包下来。国家每年的高等教育经费，不知道有多少是真正用在教
育上的。但是要改革，而国家的人事制度和就业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只靠大学自己的力量实
际上推不动。不是所有的大学学科都能直接为生产服务。要求基础课、人文学科、基础理论
学科去创收，无非是像中小学教师一样去业余兼课。那就难免发生与中小学同样的问题。即
使是与实际经济工作联系密切的工程、经济、法律等学科，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教学与科
研关系的问题。为了知识更新，大学教师边教学边从事科研工作是必要的，但如果科研的额
外收入高于正常工资，还有谁来认真搞教学呢？把课堂变成完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讲坛，那
就难免重犯１９５８年的错误。
科学研究本身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应用研究三个层次。
在国外，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一般都是以企业、财团为主，政府资助为辅。但基础研究一般
都是以政府出资为主。我国的科研机构过去的问题是：层次重叠、分工不清；各自隶属于不
同的行政系统，条块分割，互相封锁；再加上政企不分，人员流动困难，所有的科研机构都
在吃财政的大锅饭。尽管３０多年来也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能及时应用于生产的为数极少。
不少科研成果的鉴定会实际上也是追悼会。多少科研人员的毕生精力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科研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对于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科技
体制改革过程中，这两类科研机构不仅有可能，而且也应当企业化，不能再躺在国家财政身
上要饭吃。但是基础研究却不可能企业化。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任何一项突破，对国家以至人
类未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但一般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开发
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才可能变成直接的生产力。基础研究本身一般是只有投入，没有经济
产出的。因此，要求基础研究直接面向经济建设，实际上无异于取消基础研究，迫使搞基础
研究的同志转向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
五
政府机构中，司法行政系统和国家武装力量是社会公正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国民安
全的保卫者。无论工商、税务、行政、司法、军队、警察系统，都应当有它们自己一套特殊
的价值判断准则和职务晋升规定，而不能乞灵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现代政府机构的效率是
靠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保证的。个人对职务的忠诚，主要是出于为社会服务的荣誉感，而不
是基于经济利益。西方公职人员的收入是有保证的，足以维持其职务的尊严和个人生活的体
面。但从社会比较来看，不过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并不像我们一些同志想像的那样“高官厚
禄”。
现代政府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机构不能追求自身的所谓经济效益。政府所属机构普遍
实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但第一位考虑的是履行它们的社会职责。追求的目标是在履行公
务时的办事效率。这一点加上必要的知识、忠于职守、遵纪守法，构成公务人员晋升的主要
标准。公务人员成绩突出的，除晋级提薪外，还享有立功受奖的机会；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者，
处分比较严厉，开除公职后一般不再录用。按照西方习俗，个人家庭收入是保密的，但公职
人员除外。例如在香港，如果公职人员的生活标准难以用其收入做出解释，廉政公署就要找
上门来。各国法律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馈赠都有严格的数额限制，以确保其执行公务时
持公正态度。
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是政企不分的，只有通过政治运动来保持政府的廉洁。在向现代政
府体制过渡时，应当借鉴各国政府的管理经验。不能为了应付一些眼前的困难，放弃政府制
度建设上的一些原则。例如，为了解决子女就业和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的问题，许多
政府所属职能机构纷纷办起劳动服务公司。实际上就是政府机构直接经商。这在西方各国都
是法律严格禁止的事情。政府机构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任务是保持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
这好比是体育竞赛，如果裁判员又兼运动员，那么公正的比赛就不可能进行。因此，在经济
体制改革过程中，按照政企分离的原则，使这些劳动服务公司逐渐与政府职能机构脱钩，成
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真正企业，才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问题，应
当通过其他正当渠道解决。
一些同志总是用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来为腐败辩护，主张发什么养廉金。可是他们不
想想，这么多吃政府饭的，老百姓养廉养得起吗？政府公职人员工资难以提高，主要原因是
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军队是裁了不少，但其他政府机构的恶性膨胀远远超过了财政的负担能
力。现在一方面是政府公职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有那么多人还在往政府机构里钻。
这种矛盾的事实隐含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就是使利用公款消费和贪污受贿合法化。如果不加
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就会变成一句空话。因此，坚决贯彻
政企分离和精兵简政的方针，发动全体干部、群众和一切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当前经济
体制改革中一项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