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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无助的我就曾向苍穹发出我的呼喊：你为什么不用雷电将我
劈了，免我在人生的艰难？死亡离生命并不远，它是生命的伴娘。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死
亡。在生活中，白血病的肆虐，大自然的无情，恐怖主义的进攻，都使个体生命显得软弱无
力。思考死亡，不是老者的专利，它也是青春的旋律。我们应当理解法国思想家蒙田说的那
句话：学会死亡。这其实就是解除死亡对心灵的束缚，不要在死亡面前缩手缩脚，而是放心
大胆地去生活，去享受，去创造。人的生命不应只完成它的物质运动，在机体衰老时不得不
离开人世，而要活出生命的尊严，在生活中完成精神的创造，活得情趣盎然，日新月异。以
此作人生的基点，也就有了高质量的人生。向死而生，向苦难而欢乐，这既把选择的权力交
给了我们，也把创造的权力交给了我们。何去何从，将由我们自己决定。
总之，意义自我叫人超越世俗的拘束而达精神自由的高度，青春自我叫人守住生命的热
情，苦难自我叫人伸展情志的深度与广度，如此，人的生命既光彩夺目，又平淡温柔，它才
达到了最佳状态的超常发挥。而将这三个维度有机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人文自我，
此时的自我具有人文情怀、人文视野、人文目标，不被极端的情感所制约，不为简单的功利
主义所遮蔽，它就能将入世与出世、灵与肉、个体与群体、享受与创造、生与死等统一起来，
在一种仁爱而非滥爱、博大而非庞大中去守护生命、创造生命、去守护文化、创造文化。
一个当代的大学生，难道会不以此自期、自律与自尊？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解读“巴黎高师”
莫伟民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试刊第
二号，2001 年 10 月。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对位于巴黎拉丁区中心于尔默
“高贵的精神隐修院”，
街的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精辟概括。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当笔者有幸在这座心仪
已久的举世闻名的巍巍学府从事哲学访问学者工作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由于培养高水平
教师和从事科学研究并重，巴黎高师建校两百多年来（成立于 1794 年），真可谓桃李芬芳。
其中不仅有像免疫学之父——路易·巴斯德这样里程碑式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有来自物理、化
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的 11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7 位数学最高奖——费尔斯奖的获得者。
有
不仅有“法国地理学派之父”保罗，；维达尔，“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
夫尔，语言学家杜梅泽尔，而且：还有社会学大师杜尔凯姆、布尔迪厄、莱维·布留尔、马
塞尔·莫斯，法国总统蓬皮杜等社会政要。
雷蒙·阿隆、柏格森、卡瓦耶斯、伊波利特、康吉莱姆、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西
蒙娜·韦伊、让凯莱维奇、福柯、德里达、米歇尔·塞尔等，个个都饱享了灵光熠熠的法兰西
文化的恩惠，以其震古烁今的哲学伟绩持久地报答着母校的培育之恩。稍加留意，便可发现，
他们大都是现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哲学舞台上的主角，其中不乏哲学界的执牛耳者和翘楚。这
些名声显赫的巴黎高师哲学系系友大都属于或介于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一是有关知识、合
理性和概念的“概念哲学”，一是有关经验、含义和主体性的“意识哲学”
。卡瓦耶斯、康吉
莱姆、阿尔都塞、福柯属于前者，柏格森、萨特、梅洛，庞蒂属于后者，而德里达、米歇尔·塞
尔则试图在这两者进行调和，但张力依然存在。整个 20 世纪的法国哲学不就是在这两者的
冲突之中发展的吗？张力双方此消彼长的历史图景不就是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史的一个缩影
吗？
巴黎高师哲学系之所以“群星灿烂”，固然有优秀生源（在校生约 100 人，经几轮严格筛
选，录取率近为 1／20）和铁的作息纪律（规定每天近 14 小时的学习时间）作保障，但更重要
的是因为师生无不受“自由求索创新”这一倡导个性张扬的“高师”精神的泽溉。哲学家贝
尔纳·亨利·莱维曾坦陈，他们以近乎宗教崇拜的心情倾听拉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
塞、福柯和巴尔特等大师的课程。大师的言传身教引导着年轻学子去解悟无尽的堂奥。结构
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母校执教达 32 年（1948…1980），曾任哲学系主任。拉康从 1964
年起就在高师开设精神分析研讨班。福柯、德里达也曾在母校执教。福柯推翻了近代以来西
方两百多年人类学主体主义及其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历史；德里达则解构了作为西方哲学传
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他们的影响早已逸出了哲学圈，渗入史学、法
学、文学、医学、心理学等领域。
巴黎高师并非与世隔绝。罗曼·罗兰称其为“隐修院”，主要是为了强调“高师人”可
在那里随心所欲地自由思考。但在他们眼里，自由思考就是为了采取现实行动，甚至认为理
论就是实践。每逢关键时刻，“高师人”都能挺身而出，把自己自由的思想付诸行动。当我
站在那道镌刻有密密麻麻的殉道者、自由斗士名字的高墙前，才真正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崇
高，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崇敬。如在纳粹占领时期，物理学家、抵抗战土乔治·布吕阿死于
集中营，哲学家、“北方解放运动联络网”创始人卡瓦耶斯惨遭纳粹枪杀等。萨特曾亲历战
争的体验，亲手创建《现代》《解放报》
、 ，支持 1968 年“五月风暴”的学生运动，在 1972
年 11 月 27 日走上街头参加支持入境移民的示威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其“介入现实”态度的
实际体现。而福柯更是身体力行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强调到一个新的高度：1971 年创立“监
狱报道小组” 1972 年与萨特一起为人境移民的权益奔走呼号；
； 1975 年转赴西班牙为遭受不
公正判决的死囚进行请愿活动；1978 年关注伊朗革命；1979 年声援越南船民；1981 年心系
波兰团结工会的命运等。作为社会底层的发掘者，福柯在癫狂、犯人、精神病人、性倒错者
等边缘问题上，倾注了一生的心血。无疑，只有把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方显
示出“高师人”的大师风采和无尽的人格魅力！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序
尚传道
本文选自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梅贻琦老师是我国近现代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伟大人物之一。从 1898 年戊戌政
变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半个世纪，在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文化、思想发展
过程中做出卓越贡献、而为知识界和人民群众敬仰不忘的伟大人物，只有蔡元培、张伯苓、
马相伯、胡适、黄炎培等可以和梅老师的名字相提并论。他们各有自己的特点。
综观梅老师的一生，他的突出特点是：
第一，终身献给高等教育事业。
梅师自 1914 年由美国留学回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授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 年出
任校长。抗日战争期间，梅师作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常委之一，长期独立在昆明主持西
南联大的日常工作。抗战胜利复员时期，梅师又将清华发展到比“七七”以前更大的规模。
1949 年离开大陆，后去台湾，直到 1962 年逝世，他妥善地保管了清华的庚款基金和用此基
金息款购置的图书资料。去台后，他先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
所，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今天的与北京清华并驾齐驱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梅师于 1962
年病逝。
半个世纪，他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奉献给我们清华。现在清华大学已
成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