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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险。他们说，枪和立体声设备仅仅是我生活中要经历的“一个阶段”。不过，我已
经挣钱了，我觉得自己应当成为一个决定如何花钱的人。
我和我父母意见不同的另一个话题就是汽车。我喜欢看上去很漂亮、跑得又快的赛
车。他们喜欢经济型的小车。我妈妈希望我买一辆“沃尔克斯瓦根”牌的车，可我却喜
欢“卡马罗”牌的。我觉得为了买一辆外型象赛车的汽车而多花保险费和汽油费是值得
的。我的父母认为，汽车就是汽车，用不着看起来漂亮。我开车去上学或去工作，在汽
车上消磨许多时间，觉得很满足；我就是爱开车嘛。我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车，我就会
有自己的选择了。
我和我的父母在音乐问题上总是谈不找。我父母喜欢格兰·米勒乐团那样的大型乐
团演奏的音乐，或约翰尼·凯什那样的艺术家演奏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信不信由你，
那种音乐我也喜欢。不同的是，我喜欢疯狂摇摆乐歌手，如吉来·亨德利克斯的后期歌
曲，还有莱德·齐伯林、福格哈特等人。我喜欢听快节奏、大音量的音乐。我妈妈和我
爸爸受不了这种音乐和这种音量。他们似乎不理解，为什么居然有人想听“噪音。”我
无法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解释这些原因。我只好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随它去了。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条清清楚楚的代沟。我父母的思想是保守约，部分原因是他们
经历过萧条时期。他们认为有保障的未来比眼下的玩玩乐乐要重要。但是，我认为我现
在所处的这个年龄是重要的。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做以后将没有机会做的事。我相信，
要去享受生活一个人不应当成为未来的奴隶。未来是重要的，但还没有重要到要荒废现
在的地步。
再请看帕特·奥弗比的评论：
我父母在怎样使用汽车的想法上完全和我相反……
尤其是当我要为自己买一辆好看的“卡马罗”牌汽车时，我的父母从一开始就采取
了消极的态度，他们管这种车叫“破玩艺儿”。我爱这种车，心里总是放不下它。当然，
按我父母的观点，汽车不过就是拉着开车人从 A 地到 B 地去的东西。汽车的其他方面，
如外观或声音，都是不值一提的。然而，我注重的是一辆汽车是否能让人驾驭愉快，而
不是其必要性的，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
就算汽车的基本功能是运输，但我相信它还应该有更多的功能，至少对那些希望如
此的人应该是这样。我的车体的喷漆又亮又新，新轮胎，新车轮，发动机值一千五百美
元，但我就喜欢它是这样的，这和我的父母毫无关系。的确，我父母把他们的车仅当作
代步的工具，可我开车的时候却有某种对自己汽车的满意的感觉。开着我的车在城里兜
风使我心旷神怡，我乐意炫耀它，乐意开车放松脑筋。显然，我父母在使用他们的车时
没有这些打算。
当然，我父母对我的汽车感觉如何，他们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但有一点他们却没
考虑。我的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使我和我的朋友们有了一个让我们乐此不疲的业
余消遣。可我父亲把我的车仅看作是一个昂贵的玩具。有时我很纳闷，他是否忘记了他
年轻的时候也曾傻乎乎地围着汽车转过。他当年围看发动机转悠，仅仅是为了想看看它
是怎么工作的。我很满意我的车，我也尊重我父毋对它的看法。只要我有这辆车，只要
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们家中的代沟就会不断加宽。
六十年代的代沟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曾被视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如美国的
公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或塞蒲路斯的年轻人
因争取引进一种对性生活的新的诚实态度和对人体的新态度而发生的一些斗争。但是现在由
于两代人的激烈冲突显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家庭的解体
是一些社会症状——如逃离家庭而带来的少年犯罪，青少人吸毒和青年人的酒精中毒等问题
——的主要原因。也许更为突出的是、高中学生从对更广泛的社会冲突的认识，从对老年入
与年轻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目标和标准的认识上倒退到了一种对新精神范围的要求。国际罗马
俱乐部（club。f RoMe）不仅将其注意力从呼吁限制经济和生态问题的发展转向了寻找新的价
值，而且这一新的重点也渗透了全社会，为两代人的疏远提供了新的内容。
①食品券是美国政府发给失业人员的免费领取食物或购买食物的凭证。这里指的是某些年轻
人不劳而获。
独身生活与对它的喜爱
麦格拉思 沃尔什
两人均为美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现代外国哲
学社会科学文摘》，1988（2），谢白羚译。
在人们没有加以注意的情况下，老诺曼底人罗克韦尔式的正规的美国家庭生活的形象正
在发生变化。这种生活过去一向是妈妈、爸爸、小孩和家犬共同生活在一种亲密和蔼而又混
杂的氛围中。但现在像吉尔德（P。Guild）这样的妇女的情况越来越多了。她年龄 30 岁，自从
离开她双亲的家便单独生活，她把她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拥有的雅致的市内住宅看做是从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管理员职位的挑战中，以及从一连串繁忙的业余爱好中摆脱了出来。她
说：
“我不认为我会再跟别人住在一起了。”再譬如像吉姆斯·李（J．Lee）这样的男子，他 56
岁，结婚 29 年后同妻子离婚，他就很少被他周围一批人所吸引住。这位密歇根养兔场的推
销员说：“当你晚上回到家里，就知道这个家同早晨离开时一模一样，空空如也。”
吉尔德出于自择而吉姆斯·李则由于中止婚约，这样他们都加入了这一迅速发展的少数
群体，即“单独用自己的羽毛来筑巢”的美国人的行列。自从 1960 年以来，全国独身生活
的人数已增加了 3 倍，1986 年达到 2120 万，现在已接近全部家庭总数的 1/4。9 个成年人
中就有一个独身生活者，到 2000 年时，还将增加 740 万人，这些人都将自己操持家务。
数字后面的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是人口统计的一个实例。目前更多的妇女为了事业而推迟结婚，
而离婚和年龄较大的人数都已膨胀。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求个人自由的渴望也起了一定的
作用。当就业的机会扩大，收入上升，特别是生育高峰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渴望，即希望选择
一种不需要家庭资助或不受家庭干扰的美好生活。西雅图巴特尔人类事务研究中心的人口学
家麦克劳克林（S．McLaughlin）评论说：“在年轻的未婚者中间，关于‘基本个体（primary
”1970 年
individual）’的兴起的说法正在流传。关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已不再为家庭所控制。
至 1986 年间，独身生活的人数在 25 岁至 34 岁年龄组中增加了 346％，在 35 岁至 44 岁年
龄组中增加了 258％。
以米切尔（A．Mitchell）为例，他现在 40 岁，3 年前他建立了“亚特兰大企业网络”
，在
每周一次的聚会上他把同行人员汇聚在一起。未结过婚的米切尔说：“独身生活给了我集中
精力做生意的自由”“我独自一人，除了我以外，我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 。
米切尔希望在适当的时候结婚，从统计学观点来看，他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在那些和
他同一代的妇女们看来，一个人在 20 到 29 岁的时期里决心只专心于事业而将结婚推迟，实
际上就是做出一种根本不想结婚的决定。根据耶鲁大学社会学家贝内特（N．Bennett）和哈佛
大学经济学家布鲁姆（D．Bloom）（他们关于美国婚姻模式的研究成果在去年发表的时候，曾
引起一场骚动）所说，50 年代中期出生的 8 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未婚者，而早 20 年出生的妇
女，则是每 25 个妇女中有一个未婚者。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报告就比较乐观一些，他
们提出的数字为 1/12（即 12 名妇女中有一个是未婚者）。当贝内特和布鲁姆断言，受过大学
教育未婚的白种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