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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又大批担任公职。洛德有了返回国务院的机会。1985年7月里根总统决定任命洛德为驻华大使，以接替原驻华大使恒安石的职位。美国政府于1985年7月20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的照会，中国政府7月22日即复照同意。当洛德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办理赴华签证时，使馆人员早有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办妥。这几乎创造了一次外交上的吉尼斯记录。而洛德在国会通过任命却大费周折。
保守派参议员赫尔姆斯是反华的急先锋，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从国际战略考虑打开中美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对洛德参与这一过程当然也十分不满，因此对洛德的任命故意刁难、阻挠，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赫尔姆斯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要安插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助手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到政府重要岗位上去，只要政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以不通过国务院任命的一批大使为要挟。说也奇怪，偌大一个美国，竟让这种为达私利不择手段的人为所欲为，最后国务院只得妥协了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虚伪性。
洛德的任命在参院外委会从7月一直拖到11月，一方面是赫尔姆斯拿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挠到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已部分满足了赫尔姆斯的要求，该委员会才于11月5日表决通过了洛德的任命。
恰逢中美“蜜月”时期，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国。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佳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最棘手的难题，其他美国驻华大使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85年11月中旬洛德到达北京后，11月16日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递交国书副本。当月19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洛德，接受他递交的国书。李先念对洛德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情况及政策，使洛德任职之初就对中国国内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洛德表示，他将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接着，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出面接见洛德，表示对他履行使命时将给予协助和合作，欢迎他进一步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得以通过，里根总统迅即签署（但国会仍寻找借口，阻挠其实施）。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这对中美贸易是有利的。198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亿美元，1988年增为143亿美元，平均年增15％。1984年美国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为7亿美元，1988年增为34亿美元。这一时期，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互访特别频繁。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的由中国发射美国卫星服务的有关议定书的谈判，洛德代表美方草签了该项协议备忘录。该协议明确规定，中方不从发射过程中谋取任何技术机密，美国卫星在运输至发射基地和装配到中国“长征3”号火箭上全过程都由美方派人监管。根据该协议，1986年和1987年中国先后为美国卫星公司发射过几枚通讯卫星。
在文化教育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留学生大为增加。1984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各6000多人。1988年派出公费和自费留学生35万人。由南京大学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学兼研究）1986年9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洛德应邀出席，并讲了话。
洛德多次应邀到中国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总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是至关重要的。不管美国如何做，中国都会崛起成为强国，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帮助中国现代化和与世界建立联系，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这一时期，美国大力推进对华关系，洛德也积极执行这一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其一，里根总统急于争夺对苏战略优势，很愿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因此重视加强中美关系；其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头，美国误以为中国会发挥“走资本主义道路带头羊”的作用，因此对中国期望很大。洛德对以上两点也持同样观点。
但是双方的“蜜月”时期为时不久，1988年到1989年，上述两个因素发生了变化，一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方针，缓和了与美国的关系；二是中国并未如美国期望的向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多元化”发展。因此，中美间的矛盾逐渐凸现，洛德的言行开始与中国的现实发生冲突。
第二部分结交中国“不同政见者”，引起中方不满
洛德的夫人鲍柏漪善于交际，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她受的是美国教育，热心宣扬“自由和民主”，结交的多是崇美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不乏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对洛德产生了影响，他同这些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多。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成了洛德经常光顾之地。
1988年6月1日，洛德未经外交部批准，径自去北京大学出席“周三自由谈”。他与在场的几百名学生自由问答。洛德问，你们喜欢美国什么东西？有的学生答，“喜欢美国的自由、民主”。洛德又问，“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有的学生答，“中国的官僚主义和物价上涨”。当然，也有学生质问美国国会为什么老通过决议，干涉中国内政？洛德开脱说，议员不代表政府。一场杂乱无章的讨论无果而终。
此事发生后不久，中国有关官员向洛德提出了忠告：作为美国大使到中国大学活动，以谨慎为宜，至少要遵守中方的规定，办理应办的手续。在这之后，洛德尽管对劝告不满，但也吸取了教训，注意向外交部打招呼。1988年他又到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外交学院及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总的说来，他基本上是从正面阐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讲到对中国的看法时，表态还算慎重。对于这些活动，中方并未再干预。但他的活动并不止于此，还不断结识一些反对中国政府的“不同政见者”，这当然会引起中方的关注。果然不出所料，洛德在任后期终于因“不同政见者”问题惹下了大麻烦，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邀请方励之出席总统宴会，惹出一场外交风波
1989年2月25日至26日，刚上台不久的布什总统到中国访问。这次工作访问的意图是好的，访问也是成功的。但却发生了一件双方不愿见到的不愉快事件，为访问投下了阴影，一件大好事变成了两国间的一场外交争执。此事的罪魁祸首就是洛德大使。
1989年2月布什访华前夕，洛德大使拟定了一份布什总统在长城饭店举行答谢宴会的邀请名单。他有意地塞进了几个“不同政见者”（即反政府的“民运人士”），其中最敏感的是方励之夫妇。他把名单报回华盛顿，给白宫出了个难题：如果将方励之等删掉，则会引起人权界的抗议；如不删掉，则会引起中方不满。还有一种可能，即白宫出于疏忽或无知，让名单全部过关，将来出了问题，洛德也可推脱责任。
据说布什总统到日本访问时才有人汇报此事，但名单早已泄漏给新闻界，难以改动。结果已如各方预料的，中美双方在方励之问题上发生矛盾。当布什举行答谢宴会时，中方采取措施，阻止了方励之夫妇出席宴会。中美双方为此进行了外交交涉。这一争执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为布什的访华之行蒙上了污点。
布什事后对此十分生气，认为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洛德。布什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公开向记者说，美国驻华使馆应负其咎，对此事处理不当。他在同中方领导人谈话时也表示，布什本人并不知情，责任在于洛德。
洛德见到记者的上述报道后，起草了一份反驳的长篇电文，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发给白宫，同时抄送国务院。这一发送方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电报，并透露给报界。
当斯考克罗夫特看到电报时，气得连声大骂洛德，并催新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尽快赴北京上任，以代替洛德之职。
1989年4月22日，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