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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总书记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他指出：从1949年至1971年，双方对立达20余年，这期间两国的利益都受到重大损失。从1971年至1989年，中美关系得到持续发展，给两国都带来了重大好处。总结这些年的经验和教训，要搞好中美关系，一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强加于人；二是以国家利益为准，在此前提下，求同存异，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双方能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用长远的、战略的眼光看待相互关系，在于双方真正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分歧应加以承认，但绝不能听信谣言。分歧与共同点相比是第二位的，只要双方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关系是可以处理好的。
谈到伊拉克危机时，江总书记引用了扬州史可法祠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表达了对失去国家的怀念。所以中国同情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侵略。他又引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说明打起仗来人民要遭殃。我们不希望战争，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
关于人权问题，江总书记详细讲了中方立场。他指出：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抽象的，中国尊重人权，但中国必须保持稳定。我们处理“六四”事件有关人员是很宽大的，留学人员来去自由，北京1989年回国的自费生有3922人，1990年临时回国的自费生北京就有5074人，上海有5000人。从“六四”到1990年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3964人。
李洁明一再表示，江总书记的谈话很有说服力，特别是留学生的有关数字，他回美后可据此向国会做工作。
会见后李洁明很有感慨地说，江泽民知识渊博，反应敏捷，如能访美，一定会受到各方人士欢迎。他又说，中国可能在下一世纪的经济竞赛中发挥重要作用，前景是乐观的，他不赞成美国进一步对华制裁，中美经贸有长远的利益，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双方可以进行有益的合作。
这次会见是李洁明第一次单独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书记苦口婆心地对他讲了中国的政策，强调要站得高，看得远，要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江泽民的谈话当然不只是对李洁明讲的，而是向布什总统讲的。当时中美关系仍然处于低谷时期，但布什总统已两次派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访华，邓小平向对方提出了“一揽子解决”分歧的建议，因此，江总书记通过李洁明传递中方的立场，意在推动美方早下决断，采取积极行动。可惜当时苏联正在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使美方对形势做了错误判断，失去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次机遇。
第三部分经历中美关系重重危机的芮效俭大使
1989年6月以后，中美关系陷入重重危机，李洁明大使于1991年5月离任返美。美国政府立即任命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人对芮效俭并不陌生，他的出生地是南京，会讲流利的中文。在伍德科克任联络处主任和驻华大使时期，他就是副主任和公使，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的一生都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幼年在战乱的中国度过
1935年6月16日一个美国婴儿在南京降生，他就是今天的芮效俭。父亲的中文译名叫芮陶庵（Andrew TRoy），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位教授1930年就到了北京，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攻读一年中文。这所学校原在东四附近，现在已找不到，但当时却颇有名气，著名的美国军人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此后芮氏全家辗转于南京、上海、成都，直至1950年返回美国。由于芮效俭汉语讲得好，宾夕法尼亚大学破格接受了芮效俭入学，这时他才17岁，随后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第三部分科班出身的外交官
1956年芮效俭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考入国务院，在情报和研究司任情报分析员。随后被派出国，在泰国当过“和平队”队员。1958年至1959年在台北学中文，后又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至1964年又回台北，任驻台湾“大使馆”政务官员。他先后在台北工作的最大收获是中文有了实践机会，得到很大提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务院又派他去联邦德国，到加米施美军高级研究院学俄文，学成后调回国务院苏联处，后又派往莫斯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二等秘书。他在赴苏任职前，结识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一位一等秘书，叫罗高寿，两人的汉语都很好，可以互相用汉语交谈。两人不但在莫斯科不断交往，后来20世纪90年代芮效俭到中国当大使时，罗高寿也任苏联驻华大使，两人又互相见面，用汉语交谈。
1972年芮效俭调回国务院，任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国务院安排他在国家陆军学院进修一年，这也是美国中级外交官多数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梯。
1975年芮效俭调回远东司中蒙处（中国和蒙古事务处），担任副处长。在此期间，据他事后自己追忆说，他于1976年曾有机会陪同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自1950年离开中国后首次进入中国，真有返回故乡之感。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和大连。
1978年芮效俭被派往北京，任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做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助手，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由此可见，他断断续续目睹了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动，也经历了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最后亲自参与中美建交的过程，为他的这段外交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美建交后，他继续在驻华大使馆任副馆长，辅佐伍德科克大使的工作。1981年他被调任驻泰国副馆长。1984年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年至1991年，先任舒尔茨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后又继任为贝克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兼执行秘书。1991年，老布什总统任命芮效俭为驻中国大使，使他达到了终身事业的顶峰。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留用芮效俭为驻华大使。1995年他被调任驻印尼大使。1999年秋，芮效俭回美国任负责情报和研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0年12月他辞去该职，2001年起从国务院正式退休。
任内经历的中美关系第一次危机：美国售台F—16战斗机事件
芮效俭担任助理国务卿帮办时，中美关系处于较稳定发展的时期，当他来华任大使时，中美关系已处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
芮效俭夫妇于1991年8月10日到达北京。8月20日杨尚昆主席接受了芮效俭的任命国书。
芮效俭大使的工作并不轻松，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特别是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后，美国政府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对改善中美关系缺乏紧迫感，因而对华施压的事件一再发生。如宣布中国为“超级301条款”的“重点观察对象”（知识产权问题）、停止对华出售卫星及其部件、美国海关对中国在美国的几十家公司进行突袭式搜查等等。中方有关部门多次就上述事件向芮效俭大使进行交涉，使这位新大使有应接不暇之感。
到了1992年，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布什总统于当年9月2日宣布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老布什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的行动，但他在反华势力、亲台议员及通用动力公司老板的催促下，为了扭转大选中的颓势，企图多捞一些选票，并缓和同反华势力的矛盾，竟不顾中方的严重警告而出此下策，宣布要向台湾卖价值50亿美元的150架F—16战斗机。
芮效俭大使在北京听说布什要采取这一行动前，曾竭力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撕毁了《八一七公报》的协议。但他无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只能以遗憾的心情准备接受中方的强烈抗议。
1992年9月3日，刘华秋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中方要做出强烈反应的警告。布什政府接到芮效俭的报告后，只得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