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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没有引起中方注意。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酒吧间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扬声器传出的乐声，使周围居民受到干扰。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发谁不发谁又引起各国驻华人员的争执。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他原意是想报复美国人，结果找错了对象）。这些事越闹越不像话，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由基辛格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配带。听了以上三条，布鲁斯提出了几点理由辩解，其一是说不穿军装影响士兵的士气。其二，如改由非军事人员担任警卫，纪律更难控制，且他们要带家属和孩子来，联络处还要为他们安排房子。这时基辛格倒比较识相，赶快不让布鲁斯再说下去，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恶习不改，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向布鲁斯交涉，要他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但事后了解，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装。
第一部分美国外交官误入禁区和汽车撞人事件
在布鲁斯短暂的任期内，美国联络处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引起了双方的交涉。
有一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派一人到其驻华联络处“执行公务”。所谓“公务”，就是刺探情报，以便向华盛顿汇报。当时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有400多人员，与美国驻泰国使馆人数相当，都是人员最多的驻外机构，其中有不少情报人员，专门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他们为了近距离了解中国，定期以“公务”为由，派人到中国实地进行“观察”。此人在北京到处瞎逛，骑着自行车闯入了中国一处军事禁区进行侦察，被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拦住。该处竖有明显的标志“军事区——禁止入内”。但他仍闯了进去，违反了中国法律。当遭到质问时，他还强词辩解，说没有看见标志，不是故意进入禁区的。但在中方一再指出事实后，他只得低头认错。我公安部门遂将他放走。外交部美大司就此事向布鲁斯进行了交涉，要其严格约束部下，杜绝再发生类似事件。布鲁斯表示将对此人进行斥责，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另一件是美国驻华联络处政治部主任普拉特驾车去长城路上，在定陵附近撞死一位骑自行车的中国女孩。经公安部门审理后，认为是行车超速引起的，由美方支付了一定赔偿费，在中国外交部的要求下，布鲁斯把普拉特调回了美国。此人返美后并无悔过之意，还不满自己被调走。这就暴露了某些美国人的心态，他们天天喊要尊重人，爱护人，讲人道主义，但撞死了一个中国人他们倒毫不在意。
以上事件虽引起中方的不满和交涉，但总的来说，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
美国为签证表格事件道歉
还有一件事是美国的签证表格问题。美国一向标榜是一个“自由”国家，“欢迎”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到美国去过“自由”的生活。但冷战期间美国的入境签证表格上都印有歧视和羞辱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外国人士的内容，在入境签证表格上把妓女和共产党员并列为不准入境的人。美国驻华联络处领事部竟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表格发给了各国驻华使团，还译成中文送人民出版社印刷。该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这一问题，外交部领事司官员召见了霍尔德里奇副主任，向他指出这种表格是侮辱共产党人的，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事。美方立即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错误。霍返回联络处后，立即报告布鲁斯，并责备领事部主任鲍勃·布莱克的疏忽，要他以后再向外发中文表格或文件时，必须先送联络处领导批准。此后一个时期内没有再出现这类事。但美国官僚机构效率也太低，联络处领事部3个月后换了新领导人，这一错误又发生了，再次遭到中方抗议，联络处也为此再次道歉和保证不再重犯。
第一部分布鲁斯离职前的感慨
布鲁斯在华任期很短，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前半期比较活跃，后半期默默无闻。可以说他在北京的作用还没得到发挥，就结束了这段外交生涯。
布鲁斯在后半期表现比较沉闷，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开始一段尼克松和基辛格把布鲁斯作为高层传递信息渠道，但后来美方发现通过在华盛顿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或副主任韩叙传递信件更迅速、方便、可靠，经常是由基辛格向他们口头讲述就可以了，逐渐地不再使用布鲁斯这一渠道。其次是中美关系由于美方热衷于搞“对苏缓和”战略，使中美加深了分歧。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上迈不出任何步子，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在两国关系上也不能有所作为。这时的布鲁斯有了“失业”的感觉，他几次向中国外交官员透露了这一心情。1974年9月，乔冠华副外长为布鲁斯举行送别宴会时，布鲁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博士（指基辛格）看到我在这里失业，所以把我叫回去搞欧洲问题。”当时他是没料到会这么快就离开中国的。回去后他才发现，乔治·布什的使华，加速了他的离任时间。原来布鲁斯是尼克松选中的人，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继任总统。在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副总统阿格纽因丑闻而辞职，当时作为共和党国会领袖的福特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都同时要接任副总统之职位，尼克松考虑再三，最后把这一职位给了福特。福特由此感到欠布什的情，总想设法弥补一下。福特当上总统后，便答应安排布什一个高级职位，驻外大使任由布什挑选。布什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到中国当联络处主任。这一决定使布鲁斯的在华任期缩短了。
布鲁斯在中国是一个“闲差”，从他上任不久基辛格就给他过此种暗示。1973年基辛格就向布鲁斯开玩笑说：“希望布鲁斯大使能记住，他在华盛顿的朋友（指基辛格自己）总想找机会访华，但愿你少做一些事情，这样总统就可以派我去北京了。”基辛格这句戏言，其实是有含义的，那就是布鲁斯要“少做一些事情，”安于自己的“闲差”。而最后这份“闲差”也被布什顶掉了。布鲁斯收到调令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曾对部下说，“我知道早晚得走，但这不是我选择的时间”。
布鲁斯在华任职期间，虽无大的建树，但对沟通两国政府高层对话，促进双边经贸、文化、科技交流和加强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临行时乔冠华副外长出面在颐和园为他送行，对他的工作表示肯定，并祝愿他回国一帆风顺。
这次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