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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们的反对，主要是因为朝廷的货币改革将影响他们的收益，影响他们的敛财之路。
以张之洞的武昌造币厂为首的各省造币厂，大量发行当十铜元，一年内至少可以获得2100万两的铸造差额。张之洞反对改革根本理由是要保护地方的“既得权益”，即从造币厂的单独运营中所获得的利益。
清政府统一进行货币改革当即遭到了红灯，这令光绪非常的恼火，然而慈禧对此拒绝表态，就是要看光绪的笑话。
三日后，光绪帝又一次发布上谕，除了湖北和广东以外，其余各省停止铸银。上谕特别说明，银元是以库平七钱二分来换算，京饷为首的各种公共岁出入的30％可用银元来办理。但没过多久，江南、山东、四川、广东等仍然获得了继续铸银的许可。并且，清政府责令各省银元局提交有关银元铸造的报告书，但除了广东和云南两省外，户部没有接到其他省的报告书。这样，清政府试图统一银元的计划再次落空了。
光绪见无法阻止地方滥发钱币的势头，于是决定在京师设立银钱总厂。要求各省所用银钱，式样各殊，平色不一，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划一银式，于京设立铸造银钱总厂。新式银钱铸成足敷颁行后，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使补平薪水等弊扫除净尽。
为了直接掌握造币权，光绪帝设立银钱总厂，显示出要以银钱总厂的银元统一全国银元的意图。与1898年银元的使用比率不同的是，规定“所有完纳钱粮关税厘捐一切公款，均专用此项银钱”。
币制改革一事闹腾的挺欢的，但是却迟迟没有动静。各省督抚阳奉阴违，依然各自铸币，不理朝廷铸币的事情。
这样，光绪一方面要改革，一方面又无法进行，顿时下不来台。
光绪没能力进行货币金融改革，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可是这却给王辰浩带来了机会。
此时，直隶地界上的货币流通也非常混乱，王辰浩实际打理直隶事务，也对此了解一些。混乱的货币造成经济发展不顺畅，买家卖家认同不同的钱币，很多时候买家买不到东西，卖家也卖不出去货物。
针对这种情况，王辰浩早就准备进行直隶地界上的货币改革了，但他希望中央出台改革方案，然后王辰浩想办法控制中央发行货币这样省事。但如今王辰浩观光绪无法推行货币改革，因此就不指望光绪了，只好自己先来稳定直隶地区的货币流通。
为此，王辰浩同王士珍和阮忠枢等人商议，决定以美洲银行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新货币。为此，王辰浩请来国内的一批货币专家讨论，包括张嘉璈、宋汉章、叶景揆、陈锦涛和王克敏等国内银行金融业专家们，以及美洲银行葛登尔给王辰浩请来的国际金融顾问精棋，一起着手研究新版货币事宜。
“先不说国朝其他诸省的货币有多么杂乱单说直隶就有十几个钱庄和外国银行发行的钱币，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更是七八十种之多而且货币之间的兑换时时刻刻都变化，不但老百姓们吃不消，就是商人都不停的在提心吊胆，生怕赔了进去他们钱庄和银行倒是赚了个够，可是对于政府来说，那是吃了大大的哑巴亏啊”
王辰浩提出了他的改革初衷，熟知金融问题的张嘉璈、宋汉章等人纷纷表示赞同。
阮忠枢义愤填膺的说道：“不错我早就看不惯这些个督抚们中饱私囊了他们都是老百姓的吸血虫，只是以前咱人卑言微，说的话还赶不上放个屁有影响力现在有王大人主事，咱不能再眼看着不管了啊”
众人对于王辰浩是非常尊敬的，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时候，王辰浩总是站在国家民族大义上的，他们知道王辰浩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多少的心血，没有人能够像王辰浩付出的那么多，这也是他们对王辰浩肃然起敬的其中一个原因。
看着众人期盼的神情，王辰浩笑了笑，说道：“金本位制改革没有问题，咱们有的是黄金储备不过在币制改革上，直隶的现有的那些个‘陋规’等势力人群，我们如何处理？”
王辰浩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钱，也不是有没有人会改革，而是改革必将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就像光绪的币制改革面临各省督抚们的反对一样。王辰浩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咸丰以来，清政府即想让面临崩溃的传统制钱体制（特别是京师地区）得到恢复。1887年清政府采取措施，让临江临海各省使用新式机械来铸造优质钱币，同时用制钱来征收一部分厘金和盐税，通过海路运送到京师。可是，收支基本不平衡的大规模的制钱发行政策未能成功，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尽管如此，这项举措仍成为中国币制运营中的新“转机”，它引发各省开始单独铸造中国银元，带来了“通货发行的地方化”现象。
具体言之，1887年2月，两广总督张之洞指出外国银元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流通，他以驱逐外国银元和填补铸造钱币所产生的损失为名，奏请利用新式机械来自铸银元。得到清政府同意后，广东于1890年发行了银元。后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又在1893年获得了在湖北自铸银元的许可，并于1895年开始在湖北发行银元。
甲午战争以后，在逐渐活跃的币制问题讨论中，又有人提出扩大银元铸造的建议，同时，由于银元铸造具有巨大利益，各省都先后开始了银元铸造，到1897年为止，奉天、吉林、直隶、江苏、福建、安徽、新疆、湖南、浙江等也都自铸银元。各省的银元铸造存在着很多问题。各省所铸银元的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致。1897年吉林铸造的大银元（面额1元），重量只有0．6988两（库平）；1898年直隶北洋机器局所铸大银元为0．7289两；1897年奉天发行的大银元的纯度是0．845，而湖北的为0．904。
由于各省银元的平色不同，这些银元离开所铸造的省份进行流通，就会大幅贬值，即使在省内流通，也比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便宜。
更为严重的是，铸造利益的扩大使得小银元大量发行。大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只不过为2％左右，但是纯度为0．82的小银元的铸造利益率却是10％左右，因此各省所铸造的银元中面额为二角的小银元占了绝大多数。
这样一来，大银元和小银元之间的法定比价就崩溃了，小银元的实际流通价格比面额更便宜。此外，铸造利益也使各省间产生了矛盾。譬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了确保湖北银元局所铸银元的销路，便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开设江南银元局，而刘坤一则置之不理，强行铸造银元。
以上种种理由说明各省的银元铸造给晚清的货币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出于铸造利益而滥发银元，跟制钱铸造的不振一起加速了“银贱钱贵”的现象。为了解决“钱贵”现象，有人数次提出了铸造当十铜元的建议，但鉴于咸丰年间发行当十大钱的失败教训，清政府对当十铜元的发行犹豫不决。
清政府结果统一银元的计划，因为势力强大的督抚们的反对，实际上是失败了。
宋汉章说道：“地方之所以规避中央的币制改革，是因为地方行政和财政的内部构造上存在着所谓‘陋规’的问题。官员的俸禄非常低，地方官的收入并不能支付所需，更不要说没有俸禄的胥吏和衙役了。因此知县以下的胥吏、衙役们征收‘陋规’以维持生计和官衙的公共支出。‘陋规’中最普遍并占最大比重的是火耗。火耗为本来税额的10％—50％，火耗征收的原因就是由于市面上流通银两的平色各不相同。加之，少额的纳税者用钱折纳钱粮，实际上在税金征收时规定所使用的银钱折价要比时价高，而助长火耗和银钱折价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币制。”
张嘉璈说道：“其实以王大人现在的力量，不妨先在直隶进行货币改革，一旦获得直隶地区老百姓们的认可，有了信用，那么临近省份也会使用直隶的货币，以此推至，如果直隶的货币坚挺的话，用不了几年时间，全国都会使用直隶货币。”
阮忠枢说道：“可是，各省督抚们恐怕会阻止”
宋汉章笑道：“以王大人今时今日的权势和地位，恐怕哪个督抚都得给面子吧？这不是问题，问题是王大人有没有这个魄力？”
什么魄力？
这话已经非常明显了，控制大清帝国的货币流通和发行的权利之后，就等于掌控了大清帝国的经济命脉。
魄力在这个时候等于委婉的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