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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啥呀！那事儿还看不出来？她从他的兜里拿钱，他拍她一下子，嘻嘻哈哈的，一般关系能那样吗？”
“真有这事儿？”
“要叫我说，吴经理没必要那样。红杏出墙，人不有的是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非得在一个单位上搞？这种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得捅漏了！咋收拾呀？工作还咋干？影响多不好！……”
贾主任的爱人小苗正骑着摩托车从对面驶来，她问：“干啥去？”
“我把伊依送回去，太晚了，她一个人不敢走。你干啥去？”
“二舅送来的几只鸡咱吃不了，我给妈拿过去一只。”
“你去吧。”
小苗骑着摩托车走了。
“我听说小苗挺能干的。”我对他说。
“嗯，家里啥也不用我管。”
“你摊上个好媳妇。”
“嘎吱——”尖厉的刺耳声在我的身边响起，小苗的摩托车停在了我们的身后，那只活鸡还在扑楞楞地嘶鸣着，“老贾，跟我回家！”她说。
“我得把她送回去呀！”
小苗指向我：“你自己不能走吗？！”
“我能走。贾主任，你们回去吧。”
“有啥不敢走的，路上净是灯！”小苗的鼻子里呼出的气像随时引爆的炸药。
“她一个人回去，出点啥事儿咋整？”贾主任对小苗说。
“你就不怕我出事儿？！”小苗寸步不让。
我说：“我敢走！我敢走！你们回去吧。这道上挺亮的。”
贾主任上了摩托车，对我说：“你自己小心点儿。”
“你有完没完？！”小苗向贾主任说。
贾主任也用手指着小苗：“你等着回家的！”
“你还想揍我呀？！”小苗一踹摩托车，驮着他，一阵风地走了。
我，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了！
我和男人之间，我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了。一些男人在敏感的词汇上，表现出了绝禁的态度，与我划清了界限；一些已婚的女人们谨慎地与我交往着，不与我走得太远，也不与我走得过近，在她们的眼里，我和她们的丈夫之间，有一条明显的警界线，她们在小心地看护着……
我是一个人哭着回来的。
我不能让家里的人看出我的迥异来。我揉了揉胀乎乎的眼睛，裂了裂嘴，虚假地笑着。
“当当——”
“伊依吗？”
“嗯哪。”
爸爸打开了门，我一低头，钻了进去。
电视开着，爸爸在等着我。
“喝酒了？”爸爸问。
“啊，单位搞联欢，演老多节目了，可有意思了……”我故作夸张地说。
“哭了？”没等我说完，爸爸又问了一句。
“……嗯。”我瞒不了爸爸。
“给，喝点儿水，睡吧。”
睡至天明，爸爸见我醒了，背对着我说：“在外边尽量少喝酒，最好是别喝。特别是像你，让人笑话。还有些事儿，我得跟你说说。以后，谁家结婚哪，有啥喜事儿呀，你别往前凑合了，过年过节的，也别上人家窜门，有的人家讲这些，即使人家不说，咱也得自点儿觉。”
爸爸怎么了？怎么又说出不尽人情的话来了？他还是那个疼我、爱我、宠我、惯我的爸爸吗？我有什么过错吗？我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吗？难道大家真的对我避之不及吗？
“姐，咋哭了？”伊妹是我最小的妹妹，她望着我，关切地问。
“咱爸烦我了！”
“净瞎说！”
“瞎说？他以前咋不那样对我呢？现在咋那样对我呢？看我啥都不顺眼！”
“哪样对你呀？”
“他让我别参加人家的婚礼，谁有啥喜事儿也不让我靠前儿。”
“姐，咱爸是为你好。”
“为我好？没见着这么为我好的爸！”
“说啥呢在那儿？！你别怪咱爸，我给你讲个事儿。逯凝怀孕的时候，大概有五个月了吧，显怀了，能看出来。她的一个朋友结婚，告诉她了，让她去。她没想别的，就去了。到了那儿，都挺乐的。她见一个老太太对她指指点点的，还和别人说些啥。那老太太一溜儿烟儿地跑到男方家管事儿的那儿，又向他们说，他们一愣，都往逯凝这儿瞅。逯凝也觉着怪，咋老点划她说呢？那老太太过来了，对她说：‘你回去吧。’‘都回去吗？’‘不的，就你回去。’‘我来了，回去干啥？’‘你肚子里有孩子，参加婚礼不好。’‘有啥不好的？’‘对新郎新娘不好，有这个说道。’‘你们早干啥了？！当初别让我来呀！’逯凝气的扔下钱，就走了。”
“真有这种事儿？”
“我还骗你？”
“你那意思是我永远也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了呗？”
“也不是……咋说呢？你惹那闲气干啥？犯得着吗？你看看逯凝，回来就跟我哭。她还是怀孕呢，人家都那样对她。我姐夫不在了，别人对你不更得……”
“咱爸说的还对了？”
“咱爸那么大岁数了，啥事儿没见过！他是怕你将来下不来台，才跟你说这些的。你万一遇着点儿啥事儿，多窝囊啊！”
看来，爸爸对我的箴言告诫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我为自己“今生今世不能参加别人的婚礼”而耿耿于怀时，我又有了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可以省下一部分随礼的钱了。以前哪，谁的孙子过百天，谁的儿子升大学，谁的老人过大寿……再加上必不可少的人情往来，都要有个答兑的，一年下来，不是个小数目，我们这些干部们曾形象地形容自己是“瘦驴拉硬屎”。
大家的喜事儿都不找我，那，我可要烧高香喽！
正文 七
然而，想象的和实际发生的总会有些差距。
“伊依，我可找着你了！别骑了，下来！快下来！我有事儿找你。”在上班的路上，郝英截住了我。她的两个茶色眼镜片像酒瓶子的底座儿，大且厚。我至今搞不懂，她为什么要配上这种快把鼻子压塌的眼镜呢？
“我想来想去，这事儿不能不告诉你！俺家老周的姑舅表姐家的孩子上个礼拜结婚了！”
“啊，恭喜恭喜！”
“是呀，办了一百多桌呢！该告诉的，我都告诉了，到了你这儿，我可犯难了，告不告诉你呢？和你说吧，你来了，还不好；不和你说吧，咱俩处的挺不错的，你该挑我理了。还是俺家老周有办法，他说等着办完了再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的语文老师曾对我的评价是：课文学的好，领会中心思想比较透彻。郝英的这点儿小测验难不倒我。她绕了一个大圈儿，最重要的两点她没说出来，但表达出来了：一是让我掏钱，二是不让我参加婚礼。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没啥准备呢，下班的吧，我上你那儿去。”
我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她迂回曲折的话，她的额头渗出了欣慰的汗。
我从银行里取出暂新的伟人票子，送了过去。
我再也没听到她四处找我的消息了。
妈妈对我的衣着也提出了要求，她说：“三年之内，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别穿好看的衣服，少和男人说话，别笑，别美。”
妈妈把我的那些衣服翻了出来，红色的及其它鲜艳颜色的、款式稍好的衣服，总之，就是凡是能把我打扮得稍漂亮些的，都被她挑选了出来，问我说：“这些衣服你还穿不穿了？不穿，我就寄给你姥姥家了？”
姥姥家有几个舅舅在农村。
妈妈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她在心里早做出了决定。
我说：“你随便吧。”
我的空间在缩小，我的权利也在缩小，我就像当年的澳门，今天被占一点，明天被占一块，直到被霸占，直到被侵吞，直到失去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而引起的，那就是我没有了丈夫，我不能和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了。
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呆！
我想透透气。
熟人太多，到哪儿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一个谁都不知悉我的经历的地方！我可以回到从前，我可以像从前，与人进行正常的往来。
二妹伊水和弟弟伊江都在北京，他们也要我去，我没做任何犹豫，辞了工作，把孩子托付给了妈妈。
北京真好！走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我！我的生生息息无人关注。
这，很好！
刚出门的这一天，我就迷路了。
找到那排小白房子，我就能找到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是没找到。我又扭头往回走，可它们像失踪了一样，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北京的速度咋这么快？才一个下午，它们就搬走了？
天黑了下去，我也走不动了，我想起了能记住的伊江的电话号，给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