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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作了无情打击，他们个中有专讲革新的，又有推崇复旧的。一时‘左’，一时右，一时讲爱国，一时讲要学洋人，总之他们之口是园滑的，新了叫否定自已，民族虚无主义。旧了，又说成僵化，对知识分子采取一些措施，可也并非一点无理，故有文人相轻之说，还靠他们自已相斗，正反二边的文章也靠他们去写去讲。总没有文盲写文章攻击文豪，大豪小豪。互相举笔持刀相伐，故对他们之遭遇虽可同情又可说活该。
农民的苦算来更多了，饿了十多年肚子，还讲年年丰收，收支岁岁有余。所谓成绩不大年年有的哲学，他们没有其它职业自由，一动便犯法：弃农经商，倒流城市，自发势力，自私农民，偷漏猪税，私宰耕牛，乱砍乱伐，不满情绪，落后尾巴，破坏农业学大寨，抗交公余粮，习惯势力，宗族主义，小农经济，不安心农业，向往城市……。小农经济思想。
他们有这么多的帽子可戴，怕之则惊，不怕之则放之任之。帽子多了，因有麻痹，也既成百无所惧，当中自有敢冲敢撞之人，安其名叫投机分子，流窜人员，社会不安因素，知世界惜世界，世界总不会完全僵化，按照一定程式永远维持下去，这是不可能的，也违反斗争矛盾学说。任何事物，只用一个方面延伸下去，都会造成不平衡的。所谓生克要有比例，并非永远凭一个意志去改造世界，起码方法要有改变吗！人们会有意识不到的事物，包括最伟大的人，因为世界是在不断前进，新的矛盾一定会产生，而政府便有执政之能人与否。
农民就永远当农民吗？去当工人也不行、工人当农民也似乎是叫不革命，有时叫革命意志衰退。老实务农才叫守法吗？其实一个人的争取，是可以的。按照社会的实际，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在变换之中。增减也是不断的，调换也是有一定常规的。
要改造，要下放，这些又成了新的矛盾，因为这是政府号召，他们又有了新的本钱，这里又成了一条难于解放的大问题，又成国家负担。
过去上战场立动，今日插队下放更成为知识分子的必经之道。其实一个人的成长，并非一定要经过此道路，事实证明，不少有过这历程的知识分子，也并非有最大贡献。相反，还耽误了很多大好时间。那些在实验室里，更有造出人间奇迹的。问题在于这个人的思想，和打算怎样实现业迹。各行其道，各归其所。一个人的环境，和努力的可能都有讲究。不然也是枉费心。一个人平白想当军官是行吗？今天不会再有请八十岁的姜公去当大官的！起码不会有人再相信这个老人。相信了，也只不过看门的职业啊！还讲过去是否正式职工！
知识分子的功动最好在科学贡献衡量，除此还有其它什么标准，读了这么多书，也不过是你的本钱。如做生意，单吃利息行吗？如不会经营，多少钱，也会赔老本。
梁美静的思想，这几天更不平静，想到这些问题，更有新的启发，便对李壮说：“我们回大陆一遭吧！在这里混，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里人怕有野性，不比广州文明些，生活有规则，倒有意义些啊！山高皇帝远，一到乱时思故乡！一些群众自发运动难可掌握。”
李壮收了碗筷，取开围裙，坐下来，抽了一支烟，沉思着，没有出声，也不示可否。
梁美静过来坐在他的身边，推推他，白了他一眼，笑道：“看你这个呆人，到了关健要表态的时刻，就没有了主意。一生人只会拥护领导，出席代表会，也不会提什么一条好意见的。有了你，也如没有一样。这回就照我的意见做吧！回去广州，再作打算。”
李壮只微微点头，好似勉强答应了。但心中却还有许多说不出心事，这样的做法，也如无政府主义，他像脱了线头的风筝，任风飘泊。一切是要梁美静去作主意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如战火纷飞。单位也无什么制度约束。只要你敢为，除了杀人放火，或呼反动口号外，其它事情，皆可视情况为了。当然你要有一定后山，红卫兵支持你，就会有所无惧的。离开单位的人可请假，可不请假，十分平常。
凌子山接到广州的一封信，拆开一看：“……我在本日回来广州，住在姐姐家中，若有方便，请来广州一会，我很想念你……。”
他看了几行字，心中想道：丽丽在香港回来祖国很容易，而我要去香港探望她却不容易行了。什么亲朋老友，统战才有讲。实际上，这一重关系，要慎重才是，这里变幻莫测，坏的有牵连，好的无什么份儿，彼时那时，皆有区别，很多政策表面看来，堂堂煌煌，人们谨慎惯了，叫正确理解，我们都会有自已的言行界限，虽有时也是犯不了法，也会犯到意识形态的缘份。不受罚，也可作印象记录或受批判教育。在群众中有现成的活档案，受过斗争，就有污点。会打问号而会被淘汰也有可能。
她这么不容易来一趟，又在这样一个动乱时期来的，实在大尴尬，现在有香港关系也会成为敌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多少人有香港关系的亲人 ，朋友都不敢把信寄到单位转。因为被人知道有香港信件来往，也是不光彩，也有因此而不敢承认这信，或只得不看当会叫邮递员把信退回原地址。有的当众烧毁，以说明无什么关系，就有妻子来信，也只当已断了关系，那里有暗埋的地雷一般，随时可触及爆炸。
我去了，去广州相会倒合适，那里无人识我，况我这里去，也讲只是办其它事，逢人莫讲一分话，此时切忌露点心。若来了此间会见，我更难以相处。恐太疏情，又会引起对方怨嫌，到那时不相亲也得相亲，从心中里想到的，老友相会。自应十足高兴。然而谁也可能怕因一时之一嫌，造成长年之悲。因为今日的不自由太多了，任你英雄好汉，一有管制，也动弹不得，做社员也会有被白扣工分。而不敢言之，不以斤斤计较，才可略松。人们会另眼看待你的，左右难为。
凌子山也想到过，今日若有差迟，维生之难，实在是可怕的。比方你去摆一个箩头在街上卖什么东西，有无生意，每天要收二角钱的市场管理费。本来纳税自古有，为何又有市管费？市管照理也是管市场秩序，防保证税源税收，已成公干，防止相争，保证公益，为何要收费？它些人应是政府请来的人，过去有警察，也无收警费。总然有地主收什么丁头捐，要被称恶霸，政府也要剿他，或有行要挟人要惩他，总算叫不合法，而今日却成了正正的法规。可难想通！养猪也有防疫检查费，防疫是公益事业，要政府设的，经费本来属上面拨款才对。总要收费也只要几分钱红粉钱就好，为何要上元钱，就是做小工要到居委会服务站转单据交了3％的公益积金，而无享受什么待遇。写一条单要把3％的手续费，做工也要收费用！不转单又叫白单，财会入不了帐，自古也无做工收费的。可叫肩头捐否？
凌子山想，不论怎样，还是要保住这职儿工资少，免忧买米之金，总算有点活路，若因香港有关系，被来个精简，倒成了费气的事，回忆各事，难解难定。
正思间，唐雅云进来见状道：“又在呆什么，没有事干吗？少想些意想天开的事吧！”
凌子山被打断思维，把信递上，笑道：“这老友来信，要我去看她，未知你意下如何？”
唐雅云看了信，眉头皱了皱，想道：“他们是少年相识，虽不称得是青梅竹马，却是杨柳迎春，我也应支持他们相会，不可因为私爱，或怕社会牵险而借口阻止他们相会，也不必要的因而说道：我看这事并不难决定。我也没有疾妒之意，放心去。只是在这里向单位请假，只讲去广州买些什么，或有公干更妙，不声张还是不怕有政治之嫌！”
“太太真有见识！”凌子山放下思想包袱，脸带喜色。这里又过了夫人关，这是直接影响自已幸福的人，谁人也知惧内的一些理由。家庭之不和，还会有什么幸福可言？家中只如置剌。
唐雅云也并非完全没有顾忌的，当然她并非单单为女人之心，爱人还有人相约。在一般人看来，总会有些别扭。这还是小小的事，最怕的也还是那政治性的疑问。不过也有命运儿的宽恕，那不幸的事儿，不用过早担心。这样一来，人生很多不心要的担心，也会叫你担心不完。就是有很远抱负的人，也会有一些担忧。比方这场运动，会导致怎么结果……？并非不叫人思考。
凌子山还有想法：“我该怎么去对待那事儿？近日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