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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子山说：“是的，你不看吗？1949年后，解放初期，五谷丰登，人民幸福，不少外洋人回来中国。1958年大跃进，物质多到倒掉。以后三年经济困难，1960年到了极点。食堂一解散，三自一包才搞了一，二年。生活又大大的改善，若不搞‘小四清’‘大四清’整干部，改正自留地，人民生活很快天天向上升。看来政策十分重要的。中国这么大，穷富不均是会存在的。但救灾能力也是相应快的，利弊都有所存在，只要平衡就好。”
“我们这里如果各人可以发挥才干，人不斗人，抵销能量，就会强大富裕。过去说的，做食要勤，发财靠机会，这是可遇不可想的。总之有勤，对好的形势会应用就行。放弃机会就时不再来。你怎样认识。：朱如尧说。
“情况是复杂的，思想也是在变的，从前我有过申请过港元，但现在看来那也是不必要的行动，甚至是多余的。”凌子山说。
“你听了王城的话，他有这个打算，过多点人去就可互相依赖。据说不少人过去都是靠这班过去的人，填填补补。”朱如尧说。
江算天也听了他们讲了这么多，本不想参加意见，听多了，也就想讲了：“你们这些小辈们总以为香港怎么好。我在解放前常常过去办贷，如果真正好，我还会回来这边吗？还说是解放前，又讲是黑暗的社会，天天来去，都不在香港停留。连那边境种菜的也不过去。这是什么道理，今天又讲祖国解放了，人们还要去不解放的地方，给绑住了吗？这么容易说吗？因为过去的人没有迫到你死路，可以回家。现在的人去了，后路堵死了，你只得在那边挨了，这样力量就不同了。是不是呢！”
“可以理解，初解放去的人，是天时变了，地主，富农，伪职人员，回来没世界，有的回来就要去死，只能在那里屈下去。去久了，他们有机会，或者掌握到那里的生活规律，他们又是平等竞争，谁胜谁负，没有受到保护。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生活稳固了。”凌子山说，“如果可以回来，屈不住，就失去机会。”
“不有是，大陆为了香港同胞，又要显示社会主义物质丰富。1960年。这里没吃的，也要挤物质过去给他们。所谓一户一鸡，一人一蛋。生猪购六留四，也要节约出来凑成头猪去供应。还说是支援受压迫的人啊！怎么说好，。我们在这里穷还要支援人。他们就有人支援，讲来讲去，他们就占了便宜啊！”朱如尧说。
“边境的人也是利用那边需要吃的，这边需要工业品，这样来来去去，就可以赚钱了。为是他们优越的地位，这边种菜过去卖，那边帮人走私些工业品来，就有生活了。听说到1960年以后，不少边境的人去了不再回来，怕会封关，最少也留代表在那边开发，这边的人才稀了，就怕政策有变。”江算天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惠州赤山，他也讲可以带我过港，他这样说他过港很容易，只在某地的铁丝网下面的沙滩上爬个洞就可以过。他是走私红丝线的，看他也是生活很困难的。他穿的布衣唐装还吸卷丝烟。他主要是带些工业品，小药品来这个县卖。我看去香港若是好，他也不必，走私了。他多次叫我去他们乡下，我没去，不想过香港。”凌子山说。“他叫林饮清。”
“他叫你去他乡间，一可以找些关系，二他来这里帮一些人过港，有带路费。如有些大的老板，带过他的亲人，可以得一大笔奖金，或叫酬谢费。”朱如尧说，“你知道不？”
“有听过，有的过到那边，还在山间躲下来，叫人去通知亲人带衣服来接，才不会拉去收容所，打界回来的人，还要遭打再遣送回来，不知究是怎么的事。”凌子山说。“自已无尝试过。”
“据说这些被打的，是没过成功的，这边被边防人员捉住的才有打。那边当你们是难民，讲人道，不但不打人，还可以有一定的待遇，并不抓你的，所谓要躲一个时间，有二个情况的。一是那边地址不详，或难去找到。二则这边粮尽，无吃的，有时在边境要躲十夜八夜才有机会遇到引人。有的说用干粮以米炒打成粉，用猪油制成丸，每天只吃一个或二个，以挨生命，去到那边，有人收留了你，供你伙食，他要去你寻的人那里讨回一笔钱，有的趺伤或从山上滚下去，有了疾病，要休养。总之多种多样方法，边境的居人也多少可赚一些这样的钱，朱如尧说。
“还有一个才不巧啊，据说他在山沟里躲了上十天，一有机会，避过巡逻人员，爬过铁丝网一边，就被军犬咬到不放。你过了界军犬就不咬你，真灵的。有的逃了多次，终以成功。有的就没有成功，也要点运气的。一群人去的，二公婆去的，成功的，失败的，确实不知这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累逃、累抓，累放、累逃的。那里就这么吸引人吗？”凌子山说。
江算天说：“人生就这这样，这边的政治他不适应，在这里永无起身之日，他怎么不逃的，插队的人也有去逃港的。抓回去送到生产队，成份不好的又要受斗争，又扣工分，越迫他就越要决心去逃，就是这么回事啦。“
“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有一股急流，互相冲击，今日贫，明日富；今日富，吸日贫，都为争取富者不贫，贫者可富，有拼搏精神，所以生活会好些。”凌子山说。“这里的三自一包，多种些五边地作物，生活也可以好。”
他们讲了大半天，也有些倦意，凌子山与朱如尧各自回家不提，这江算天见他们这么好谈，也有些喜爱，作为一个成份不好的人，平生也难听到有这么敢说话的，在他家中高谈阔论，也有新鲜感，今日心情也物别舒畅。
凌子山每月都要出发去乡间，搞药材生产，在生产工作的空闲时间，他还是写医学的注释，从不间断，日积月累，有所成效。成书已有。
这日他去到小布村后检查生产情况，作了指导，在回旅店的路上见到县城来插户的温建方。他乡遇故知似的，见附近有棵树，就坐在那里休息一阵，谈谈别后的情况，温建方说：“插队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了，今日去公社借米，生活很难挨。”
生产队的粮食水平不足较为麻烦，算这里田多一些，上半县更为惨，根本达不到口粮水平，居委会陈主任也被搞到插队，解放初期他是红人，从部队转业后，因是志愿兵，觉悟高，转业把补助费贡献给公益事业，后当了居委会主任。只在1958年大跃进 转食堂时与做水库犯过一些‘左’的错误，打了下台，这回插队他也无可避免，到了乡下，本身有病，吃无劳粮，水平又低，生命线也难保，又不准种什么作物，况外地人，又无多的自留地，确实很困难，我去到他那里，他也招待我吃一餐午饭，我又给了一些米票他。凌子山说，“就是同情又怎有难力支援他！”
温建方说：“他当主任时也不是那么难搞，都会做政治思想工作，多安慰，少补助。公社食堂时，饿死人也不敢如实反映，做水库管人又多说人出勤不出力，扣口粮，也是因为粮食少的事。把饿死的，病死的，算到他头上一部份，就要成了下台干部，共产风的处理，责任无可推卸。这次他为了当积极分子，又带头报各下乡，当然，不报各也要下，知趣的先下，少人去做工作，谁可抗拒，若不下的又说扣口粮。”凌子山说：“这样的事，难评谁是谁非。在台上的讲话不同，在台下的讲话不同，还有一个公社干部，当主任的，虽自已不用插队，但是自已的老婆孩子也带下去插队。有什么办法，形势是这样，不可怨谁人的。”
“这农村生活虽然苦，在城中无业可就，比起来，这里总有些生活门路，如果没有房姓界的欺侮斗争之类事，生活上倒也可渐渐习惯，但就是有这个事，水浅相挤。工分的记法，粮食的分法，多余的钱支法，超支钱的垫法，都各有不同。我幸得会修表，可以给人修理些表收入，虽一、二角钱，不比城中有几之钱，但也总比没有收入好，就是没钱也可有人情。”温建方比手划脚的说，“人生的事，总是复杂。”
二个人坐了约一个多镜头，看看下午近晚，只得分手回去，但因插队的乡下偏远，并无去他的插户地方坐，亦有所遗憾。温建方等插户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回城，回城后，不少卖了房子的插户，皆可以赎回，这是后话，不再细述。
元旦后，又要安排药材生产计划。这个县的药材生产计划虽也不是大，但按这个时候总要提个口号，以壮壮那形势的声音，怎样为农民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