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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程度和其他一系列特征，病理解剖医生是这样作结论的：‘死者是在生前受伤的。虽然很快便由于脑溢血而死，但死亡的时间是在车祸和受伤之后。’急求医生所作的结论也是这样的。”
“明白了。”基里洛夫表示同意。“那可不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即在车祸发生之前司机便已经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车祸就将是他的昏厥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当然可以。这是完全可能的。中风，也就是脑溢血，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失去知觉。”医生回答说。
基里洛夫点点头。医生讲得已经很清楚了。
“伊万诺夫的情况怎么样？”他问医生。
“轻微的脑震荡。躺两个星期就会完全复原。”
好了，一切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都很吻合。自卸汽车的司机感到不舒服并失去了知觉。汽车失去了控制。伊万诺夫发现后便抓过方向盘把汽车控制起来，但他没弄好，发生了车祸。自卸汽车撞进墙里并压死了墙边的一个过路女人。司机受伤以后没有恢复知觉就死了，然而受伤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伊万诺夫只受到较重的碰伤，不过仍然得躺些时间，虽然死了两个人，但基里洛夫个人认为这一事故中没有犯罪者。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转向法院审理，法官们将对事故的情况进行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不过，他们未必会得出其他的结论。其实管这些干吗，这和基里洛夫已经没有关系了。到时候只要求他提供事故的详细情况，这他是能作到的。
两周以后。基里洛夫被叫到检察厅的侦查员那儿去了。
经过侦查员的会客室时，基里洛夫看见那儿坐着伊万诺夫。他看了基里洛夫一眼，很审慎地同基里洛夫互相打了个招呼，但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热情。
基里洛夫同侦查员费拉托夫虽然多次在民警局的一些办公室里见过面，但互相并不认识。侦查员请基里洛夫坐下，又把一份询问记录摆在自己面前。他先提了几个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问题，然后问道：“您看见那个搭车人伊万诺夫时，他的手是握着方向盘的吗？”
“对，我在报告就已经写了。”
“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６２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那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可能是他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基里洛夫想。“对了，他是大学物理系学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总是在沉思。”
“维克多？瓦里耶维奇，”基里洛夫听到费拉托夫开始提问了，“请把出事前的情况讲一讲。”
“好的。不过您先接电话吧。”
基里洛夫敢发誓，伊万诺夫确实是先说这句话，然后电话铃才响的。费拉托夫听见这句话时也有点莫名其妙，他正准备就此责备伊万诺夫时，桌上的电话果然丁零零响了。费拉托夫更加吃惊了，他拿起听筒，打电话的是一个很熟的人，谈的是非常一般的公务。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可能把这次电话事先告诉伊万诺夫。因为，费拉托夫放下听筒以后，很注意地盯了伊万诺夫一眼。可是，正当他想问问伊万诺夫是从哪儿知道刚才会有人打电话来时，伊万诺夫却先作了回答。
“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谈。您不是要我讲讲车祸发生前的情况吗？我已经跟中尉讲过了。”伊万诺夫指了指基里洛夫。“不过我是可以再讲一讲。我能感觉到司机快死了。如果我不抓过方向盘，汽车就会加快速度，我们也就会同公共汽车撞上。我甚至能预料，如果撞上，公共汽车上哪些地方的乘客会被撞死。而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倒不会受很重的伤，因为我还来得及跳车。那样的话，我怎么也不会住医院了。”
中尉和侦查员都吃惊地望着伊万诺夫。他的语调充满自信，于是基里洛夫不由得又像刚才那样琢磨起来：他的样子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费拉托夫脸上吃惊的表情则很快就消失了，又变成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因为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在这间办公室里曾多次听到过这些不足信的话，而他作为一个侦查员，其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因此，他以那已经成了职业习惯的倔犟劲儿，重新又把审问的主动夺回到自己手里。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请把您那长长的、我还没全弄懂的解释分开来谈。首先请回答我，您根据什么断定司机快死了？”
“那我又根据什么告诉您刚才那次电话呢？”伊万诺夫以问代答。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