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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余姜维、邓艾、王潜等方绍倾心培养的年轻一辈将领，也因在灭魏之功的杰出表现，得到相应的封赏，在军队中站稳了自己的脚根。
朝中之事渐告一段落，伐吴之事便已被提上议程。
在灭吴之后，大汉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已高出吴国不少，灭吴理论上不存在问题，但却也面临着几点难题。
首先，新得魏国之地，因战争的破坏，许多乡村城镇被破坏，家园损毁的百姓，有不少都沦为流民，甚至落草为寇。而战火最汹涌的河北一带，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邺城一战，汉魏双方在冀中一带僵持达半年之久，战火使一度使冀州出现千里无人烟的荒凉之状，约二三十万百姓逃离了家园，其中大部分南渡黄河去兖青一带乞食，但也有七八万之中，逃往冀州一带的山林中，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朝廷遂一面从关中一带调集粮食，赈济灾民，一面委任官吏，劝民回乡，奖励耕种，逐步恢复河北一带的残破的经济。
至于河南各州，因为曹操的被擒和魏军主力的覆没，待汉军南渡之后，大部分的魏国官吏都开城投降，这便使得河南百姓避免了被战火折磨。
其次，魏国覆灭之后，朝廷便迅速的在新得备州中开始推行府兵之制，但却遭到了中原士族的极力反对。
原因无他，中原土族的势力远比荆益强大，在《九品中正制》推行多年之后，通过对官位垄断所获得特权，土族们急剧的扩张着自身的利益，不但吞并了大量的土地，也将许多破产的自耕农收为自家的佣客。
府兵制的关键就在于兵农一体，而兵农一体的前提就是均田制，如此，自然与士族豪强吞并土地的作法是相抵触的，这些中原士族们自然要群起而反对。
尽管中原土族中的名望重者被方绍杀了不少，但余者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为了收揽人心，稳定政局，朝廷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让步，在保全土族豪强利益的前提下，以试点的名义，只将现有的国家编户进行府兵制的推广，并且不禁绝土地的买卖，为豪强们的保留了合法兼并土地的权力。
最后一道难，就是关于选官的制度。
魏国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的权力完全被士家大族所垄断，除此之外，无论是寒族或是普通百姓，都无参与的权力。
大汉国的科举制，则既保留了±族靠家世做官的权力，同时也为士族以下的阶层保留了向上爬升的机会，科与举所参生的官员，比例大致上是五五分成。
而时下纸书尚未及全国性推广，读书的成本仍然不低，故而那些通过科考被选为官吏的人中，大多数也都是士人。也正是因此，中原士族们对科举制的反对声音，选比均田制要弱很多。
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朝廷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恢复黄河一带经济上，其余的所面临的难题则采用拖延应对的方法来对待。
不久之后，在朝廷即下达诏令，着令魏延坐镇定陶，假节，都督兖青二州军事。张飞坐镇洛阳，都督司豫二州军事。令徐庶坐镇襄阳，都督荆州二州军事。三任镇将，各自操练兵马，训练士卒，为伐吴作准备。
按照朝廷密定的伐吴战略，汉军将东中西在路对吴国发进全线进攻，这个进兵路线，也正对照着三员镇将的分布。
在东路与中路，由于已深入中原，故而魏延与张飞方向，将以陆战为主，扫清长江吴军，南逼长江。
但要想渡江灭吴，就必须占胜吴国强大的水军，而这个重任便将交由善于水战的徐庶荆州军才来解决，待荆州水军从上游顺流而下，歼灭吴国水军师，中东两路大军便可顺利渡江，三路兵马合围吴国都城建业。
当然，这只是初步的战略构想，在这个套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自然就是荆州水军。不过悲催的是，在前番的吴人奇袭中，荆州水军损失了过半的战船，仅余下不到五百余艘战船，以这个数量来对付规模达两干余艘战船的吴国水师，显然是不足的。
这也就是说，当前荆州军团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就是赶造战船，不仅，以荆州现下的人力与物力，别说在战船数量上赶上吴国，就是恢复原先的实力也很有难度。
因此，在方绍的建议下，朝廷又令王平、王潜去往益州，在成都秘密的赶造战船。因是成都是处偏僻，吴人情报不通，待开战之前，将这批战船顺江而下送往荆州，水军士卒就地上船，则可对吴人形成突性然的打击。
对于汉国的打击，吴国方面也有相当的准备，在徐州方面，吴帝孙权委任大将军吕蒙坐镇彭城，新归顺的骒骑将军曹真坐镇下邳，两军计有七万余众，以形成犄角之势，以屯田积蓄粮草，形在淮北防线，以应对布署在青兖一线的魏延军团。
在中路，吴国以镇北将军甘宁为统帅，坐镇汝南汝阴、新蔡一线，兵马约四万余人，已应对许洛一线的张飞军团。
在荆州，孙权升任夺荆有功的陆逊为车骑将军，统帅七万兵马，坐镇柴桑、夏口、陆口、巴丘一线，以控制长江中游制水权为主要目标，对应对来自于江陵和襄阳的上游徐庶军团。
在军事上针锋相对之时，孙权在外交尚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派使者前往长安寻求和好。而为了在外交上麻痹吴人，汉廷遂决定与吴国重修I臼好，与其煞有介事的重新划定疆界，开放边市，互派使者，礼尚往来。
汉延的诸般示好，其实无非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而这个时机并没有待很久。
在灭魏的两年之后，吴国东南发生大规模的蝗灾，遍及庐江、丹阳、吴郡、会稽等数个富庶之郡，一时之间，吴国的上下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抗灾之上。
吴国蝗灾的消息传人长安，朝廷上下顿时是人心跃动。
金銮殿上，大汉皇帝刘泰召集重臣，召开了一次日否该趁机伐吴的大讨论。
此时的刘泰已年近十七，尽管年纪尚幼，但也已经到了亲政的岁数，糜太后遂将一部分的权力归还于刘泰，而这个关个伐吴的会议，正是刘泰亲政以来，第一次凭着自己的意愿，所召开的重大会议。
“朕听闻最近吴国发生大蝗灾，波及长江下游数郡，朕知道不少入都认为这是伐吴的好机会，朕此番召集众卿，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刘泰的口气很温和，表情也很温和，虽然是自称为”朕”，但神色语气间却并无帝王那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与其刘备相比，当今的皇帝显然是一个偏文气一点的皇帝。
不过，在群臣之间也流传着一种对小皇帝不太尊敬的看法，那就是“文弱”。
“如今灭魏已逾两年，中原安抚已定，人人思盼国家统一，而吴国又逢大灾，上下人心惶怕，兵民饥疲，此正是天伐吴之机，臣以为陛下此时正当下令挥师南下，一举扫平逆贼，则此不世之功一成，陛下必当成为我大汉中兴之主。”
丞相诸葛亮第一个站出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表明了自己力主伐吴的态度。
诸葛亮一表态，自方绍以下诸臣，尽皆纷纷请求皇帝下令伐吴。
朝廷上下，斗志激昂之气，对于一个君主而言，见到臣下们这般用命，理应高兴才是，但刘泰的脸上却流露着几分忧虑之色。
群臣表过态后，刘泰轻咳了一声，淡淡道：“众卿的斗志固然可嘉，只是朕以为，天下百姓饱受战火荼毒，而今好不容易北方一统，南北两国偃旗息鼓，当时时节，正当休养生息，让天下百姓享受太平之日，如果重启战端的话，只怕天下百姓不知又有多少要家破人亡，朕实在是余心不忍。”
刘泰这一番话，倒确实是一番’仁君的言论，不过却讨得大多数臣子们的不喜。
有人相升官，有人相发财，有人想名垂青史，靠的是什么？当然是战争。
一打起仗来，带兵冲锋陷城，攻城掠地的武将军自然有的是军功，坐镇后方，供给粮草，调度民夫输送后勤的文官的功军，自然也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