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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属国”和“敌国”。朝廷的对外关系就是，凡外来的都是“藩属之国”，只要按期纳贡称臣就可以了。与现代外交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合拍。设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后，各国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国人有事只能找两广总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的尴尬。但事情的发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范围。
清廷开始设立由两广总督管理各国通商事务这个体制的目的。是要将对外关系的范围，局限在贸易和商业中。清廷无意和各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也无意到国外进行外交活动。但1842年《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之后，贸易的扩展。就非“十三行”时期可比了。贸易的扩大，必然带来政治上的要求。入城的问题，就已经不是靠硬顶能解决的了。
亚罗号”事件之后，英方扩大事态，要求入城。1854年，英国要求“修约”。稍后美、法两国也加入要求“修约”的行列。“修约”的核心条款，便是“公使驻京”。西方已不想跟叶名琛纠缠，他们要直接派外交使节驻京，与咸丰皇帝当面打交道。三国的行动，自然遭到叶名琛的拒绝。他们又转道上海，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以办理对外事务属两广总督职权为由，劝他们返回广州。英、美使节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要求谈判“修约”，当地官员仍告以天津非办理对外通商事务之所，有事只能回广州，与叶名琛商议。
1856年，当时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在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商谈“修约”，再被拒绝后，转道福州，请求闽浙总督王懿德，代为向咸丰帝直接递交国书。王懿德根据《中美望厦条约》，将美方国书由驿路递送北京。咸丰帝对此极为不满，训斥王懿德要让“该酋俯首帖服，起碇南返”。回广州找叶名琛去。
就实际而言，叶的方法已经是过时了。然而在咸丰帝支持下，叶名琛对西方要求一律强硬拒绝，各地官员也以对外交涉属两广总督权利，本地无从办理为由，劝其南下广州；这种做法似乎保存了上国的面子，但实际情形却是越来越被动。叶名琛就因为外国无论何种要求，都置之不理，致使一些使节在任期满后，国书都无从递交。两广总督处理中外交涉的体制，已处于危机之中。
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1857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在平息印度兵变以后，抵达香港，英法联军也大体集结完毕。英军有战舰43艘，海陆军兵力约1万人；法军亦有10艘军舰。英、法军事入侵，俄、美外交配合的格局，已然完成。
大沽口位于海河出海处，溯河上驶约60公里，便是华北重镇天津。据清光绪年间《天津府志》记载，吃水约36米的船只，可乘潮由大沽河道直驶天津府城；吃水26米的船只，落潮时亦可直达天津。由此可见，大沽口是天津的门户，而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入侵者如果从海上乘船攻陷大沽，天津便指日可下。再由天津到北京，便是一片通途了。在军事意义上，大沽口的地位无须多言。（未完待续。）
ps： 阮文达打了胜仗获得许多兵器，将它们回炉熔解，铸成秦桧夫妇的塑像，让他们双双跪
在岳飞庙前面。
喜欢开玩笑的人便撰写了一副对联，分别系在它们的颈脖上。系在秦桧身上的是上联：
“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系在秦妻身上的是下联：“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
到今朝。”
互相埋怨，斥骂的神态跟对联内容合拍，栩栩如生。阮公拜谒岳庙，见了不觉开怀大笑。
三十三、天津条约（三）
清朝北方缺粮，每年约三四百万石漕粮，经大运河至天津再进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镇江等地后，运河漕运被切断。南方的漕粮便在每年初夏，由上海海运，经大沽再入天津。大沽一带还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产盐区，盐税属清朝的大宗收入，从经济上看，大沽口的地位也很重要。
天津卫，大沽口。
熙攘的道路上，行人们川流不息，路两边的商贩们卖力地叫卖着自己的商品，这自从明成祖朱棣从此处南渡发起靖难之役，得胜回北京之后，志得意满改此地为“天津”，意指“天子之渡”，如今漕运更是自天津入北京，市面上越发的热闹起来。
远处传来了当当当拖得长长的净街锣，行人们都知道是官老爷来了，这里到底不比京师的严肃，大家只是闪到一边，小贩们也收拾了下货物，闪出一道可够通行的通道来。
先是两名鸣锣的士卒，后面跟上了两排持刀的卫士，如此过去之后，又有一对对的号牌，第一对写着是“进士”，第二对写着是“翰林”，有人窃窃私语：“哟，原来还是一位翰林老爷，”第三对的号牌出来之后，窃窃私语停了下来，街面上鸦雀无声，更多的人低头下来表示恭敬，这第三对号牌上赫然写的是“直隶总督”！
首善之地的大吏，驻扎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谭老爷！
如此几对对牌过去之后，一个绿泥的八人大轿极稳地往前行去，官威如此，轿子里的谭廷襄却没有丝毫笑意，他在为自己接到的新差事而烦心，天子在下给自己诏书里说的最清楚，自己该怎么办，清清楚楚的，按照皇帝的意思散漫做去便是，可是。谭廷襄微微摇头，又轻声叹了一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皇帝下的诏书里面意思说的非常清楚，对俄“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縻”。尽量安抚；对法国则晓以利害，进行劝告；而对英国则要严词诘责。
美俄两国也就罢了，可这英法两国，可是军舰炮队开到大沽口了！若不是忌惮着僧格林沁未雨绸缪新修筑的炮台，这会子估计已经在天津城里喝茶了。还要晓之以理。这不是对着老虎念经，还要老虎吃素嘛。
正是郁结之际，轿子停了下来，轿子外的亲兵声音响起，“大人，僧王的营帐到了。”
谭廷襄跺了跺云板，轿子平稳地放了下来，亲随翻开轿帘，穿着仙鹤补服的谭廷襄弯腰走了出来，抬头尚不及看看天色。边上的亲随连忙悄声说道，“僧王亲自迎出来了。”
谭廷襄看见辕门前站着一些人，为首的正是穿着四团龙补服的“湍多巴图鲁” 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一甩马蹄袖，正欲跪下，嘴里的“恭请圣安”已经说出了一半，谭廷襄一个箭步上前，以一个文官不应该有的矫健身姿扶住了半蹲的僧格林沁，“僧王这样作甚，下官岂能受僧王如此大礼！”
僧格林沁有些摸不著头脑。却也趁势站了起来，身后的一些准备推金山倒玉柱的武将有些把持不住，跌坐在了地上。
场面微微有些尴尬，谭廷襄迅速地在僧格林沁耳边说了一句话。趁着僧格林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