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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州藩主除掌管与朝鲜的聘问往来、代表幕府向朝鲜派出参判使外，自身还经常派家臣出使东莱府。
出访朝鲜的日本使臣所持国书有一定格式，并加盖朝鲜方面铸发的铜印，即所谓“图书”。
“王政复古”后，1868年3月23日，日本新政府宣布承认对州藩主世袭的代表国家与朝鲜外交的特权，并授与该藩藩主宗义达外国事务局辅的职衔。
宗义达奉命向朝鲜通告：日本时势一变，政权归一皇室，更张纲纪，大修邻好。
所谓“大修邻好”，只不过是日本政府推行“征韩外交”的口实。
既然朝日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交邻通信关系，自然不存在“大修邻好”的急切需要。
日本明治政府企图改变两国交往的惯例，夺取外交主动权，并设置陷阱，借大修邻好之机变更外交公文格式，用“天皇”的称谓降低朝鲜国王的地位，以造成朝鲜屈从日本的既成事实。
明治元年12月，由对州藩主宗义达委任的“大修”大差使等人一行抵达草梁使馆，向朝鲜倭学训导递交国书。
文中多处使用“皇”、“”之类的文字，并加盖日本国新铸的印章。
虽然大院君政府礼貌地接待了日本来使，并派员参加倭馆举行的“下船宴”，但断然拒绝了日本的国书。
此时的日本国内，明治政府的实力派人物不仅己在鼓噪“征韩论”，而且还就“征韩”的具体步骤进行策划，并把侵略朝鲜与日本的基本国策联系了起来。
为策划“征韩”，是年日本天皇曾命木户孝允出使中国和朝鲜。
后因木户所在藩山口倒幕主力“奇兵队”解散引起农民不满和动乱，未能成行。
不过，为木户出使所作的有关朝鲜政策的准备，继续照常进行。
这时，日本外务省曾专门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等外交官，假借对州藩吏之名去釜山活动。
萌总裁现在行使的策略，就是当初日本人的策略。
而且，华国的条件更加便利，因为朝鲜现在就是华国的一个行省了。
萌总裁看着乱七八糟的朝鲜局势，就像是对待一间新房间，他无法忍受杂物，但是怎么处理这些杂物？
都烧掉吗？
【0174 软禁】
自然不能全部乱烧，乱杀，那成了什么人？萌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种纷乱的局面，真的让萌总裁非常恼火。
他觉得，自己的耐心快要耗光了！
日本外务省根据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拟定了《对朝鲜政策三条》，内称：“虽有借朝鲜拒收国书之无礼挑起战端的主张，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于屈辱谬例的对州藩代为转达的，难以立刻构成开战”的理由。
因此，必须：变对方拒收国书为良机，暂时断绝于朝鲜的往来，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失，我国国力一经充实，断然着手；派木户孝允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其摈斥我照会王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往来自由的条约，如若朝鲜不从，即断然讨伐；与清政府订约，一经清日平等，朝鲜自然退居下位。
然后，途经朝鲜王城，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标是，既要利用朝鲜要求日本修改国书文字的时机，单方面中断与对方的传统联系，又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定约，使日本处于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现与朝鲜“议论和战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信”关系，中国不能像壬辰战争，明朝军队援助朝鲜那样容易行事。
外务省的《三条》，实际上先后被明治政府采纳。
同一时期，日本右大臣岩仓在其《朝鲜论稿》中，着重强调朝鲜的战略地位，阐述“征韩”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关系，指出：“然朝鲜之事，仍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绥服之，实乃皇国保全之基础，将来万国经略进取之基本”；主张对朝鲜“宽猛恩威并施”，避“大战”而使其“屈服”。
日本为使取得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以压制朝鲜，派议约专使与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汉城谈判。
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检海关税则》是一种类似互助、平等的条约，这对推行日本的朝鲜政策来说，已经达到目的。
在国内，明治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彻底消除了诸侯的封建领地及领主权力，名副其实地使日本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日本兵部省改建为陆军省和海军省，颁布征兵令，着手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
这样，明治新政府已基本上奠定了统治日本列岛的基础。
在他们看来，除所谓中国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的现状尚待清政府澄清外，似乎已大体完成了“征韩”的准备，所余的就是制造“断然讨伐”的口实了。
日本政府收回了对州藩代理中央政府办理朝鲜外交的特权，外务省派森山茂抵达草梁倭馆，并连续制造事件，肆意挑衅。
同年5月，居然在倭馆拘留朝鲜差备官；5月下旬，连同倭馆差使在内的54名日本人犯起禁界，闯进东莱府，制造了持续十数日的“拦出”事件。
日本陆军甚至派遣间谍，着白色林衣，戴韩帽，从釜山行至东莱，打探朝鲜局势。
接着，日本政府根据太政官的命令，于10月，一方面单方中止了两国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废了岁遣船，另一方面公然宣布对进出朝鲜的货物一律免税，公开鼓励对朝鲜进行走私贸易，想用商品这尊大炮轰开紧闭的朝鲜大门。
对于日本的挑衅和军事威胁，萌总裁采取强硬态度，更不承认花房义质的身份，明确表示，倭使乘军舰而来，不能予以理会。
于是，花房无可奈树，滞留数月后，只好无功而归。
日本商人的走私活动更趋猖獗，众多无照商船频繁出入于釜山港，甚至连东京的政商三井组也在釜山进行大宗走私贸易。
华国政府对日本的强盗行径针锋相对。
同年5月，朝鲜军队开始在使馆附近海岸巡逻，取缔不法行为，撤供撤市。
5月末，日本政府举行间议讨论对东莱府撤市停供的对策。太政人臣三条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凌虐”，有损日本国威，也事关国耻，力主出兵讨韩。
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当时并未出兵。
至是年夏秋之交，看守内阁已倾向征韩时机成熟。
陆军大将、参议、近卫都督西乡隆盛致函太政大臣，信中说：“维新以来，阁下着手于朝鲜之事，已五六年于兹……今彼至于骄夸侮慢，尽变其始，此而日事因循，不加裁制，有蒙天下之嘲笑者乎。……苟断然差遣使节，则彼之曲，自可分明”。
西乡主张先行“差遣使节”抵达朝鲜，假定日本使节遭到蔑视和加害，即可在国内煽动起征韩舆论，做到侵略朝鲜师出有名。
所以，他决意充任使节，牺牲一身，以肇战端。
8月，日本看守政府已决定派西乡为“遣韩大使”，并得到天皇认可。
但因以右大臣岩仓为首的外访使节团尚未回国，决心暂不宣告。
等到岩仓一行回到东京之后，内阁连续会议，“内治派”认为征韩为时尚早，“征韩派”执意征讨朝鲜。两派相持不下，意见不得统一。在两派政治斗争之中，“征韩派”中计，被天皇赶出政府，是为日本历史上的“十月政变”。
但是日本征韩的决心并未改变。
“内治派”反对立刻征韩，主要怕士民生变、外债起无偿还之术、维新之前效将废、金货外流、鹬蚌相持俄必渔利、国权无以收复、英国乘机干涉等等。
“内治派”对待朝鲜的态度是：应该用兵征讨，但是应先顾及到国内的环境，事情要分清先后缓急。
在日本国力未进于文明，治效未趋于富强之前，不可举兵，要先安抚人民，积蓄力量，然后“徐徐以谋二国（中国、朝鲜）”。
“征韩论”在日本密云不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也都将日本推向了“征韩”的前线。
欧美各国在东亚扩张有两大忧虑，一是担心中国、朝鲜和日本实现三国联合对抗西方侵略；二是对朝鲜的锁国政策束手无策。
因此，它们竭力离间三国之间的关系，诱使日本作它们侵略朝鲜的工具。怂恿日本侵略朝鲜最卖力的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