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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六十多岁老人在监狱里参加高自考
“我曾15岁入团，18岁入党，（党和人民）培养我大学本科毕业，（使得我）学有所长。毕业后从事建筑工程设计38年，工作中曾多次获奖，并于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建筑设计公司经理等职。然而，由于没有重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在经营管理中没有正确把握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利害关系，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没有认真掌握财务政策、制度，终于犯下罪错，成为人民的罪人。每每想到此，我无比痛心、悔恨。”（引自她在狱中所写的《认罪悔罪书》）
当林一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我几乎被惊呆了。
因为，在采访之前，我只听说她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一年考过了三门，考试成绩比许多年轻罪犯都要好。我想，一个60多岁的老人参加高自考，在社会上已属罕见，更何况事情发生在监狱里。
这是我采访罪犯林一凡最重要的由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来得及仔细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在她的管教队长带她过来之前，我知道了她犯的是经济罪，但具体哪一种罪，不是特别清楚。一位管教介绍说，这名老年罪犯很用功，也很有毅力，她不仅自己非常配合管教的工作，遇有新来的罪犯想不通时，她还经常帮助管教做她们的工作。这里的罪犯都比较服她，她的年纪最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她讲的道理让人觉得靠谱儿。她为人善良，经常在经济上帮助那些家庭条件困难的罪犯，其实她自己平时的生活是相当检朴的。因为她宽容、谦让，所以在罪犯中间她相当好的人缘。
一位管教，用如此赞许的语言去介绍一名罪犯，在我到监狱采访罪犯的经历中是第一次碰到。
我猜不出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罪犯。
我想，不管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但她现在首先是一名罪犯。我相信不管她是因为什么事情进了监狱，进监狱本身，对任何人来说都应当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打击之后，能够正视现实，接受一切，应该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从无法接受到最后正视现实，她应该是经历了一个普通人所无法想像和体验的心理磨砺。我很想知道她的心路历程。
2。做人的失败
“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
管教队长带她走进来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什么地方搞错了：她安详的神情和看上去健康的体魄，真让人不敢相信她是一位65岁的老年罪犯。她坐在桌前，双手十指交叉，自然的放在桌上。和所有罪犯一样，她身着囚服。囚服下面，她穿着一件白色保暖棉毛衫，棉毛衫的袖口有点破了，却洗得非常透亮，让人感觉干净又整洁。虽然她也按监狱的规定喊了报告，但是看不出她有一点卑微，那气度俨然一个修养上好的女教授形象：温文尔雅，带着一种自信；短发自然整齐，没有一丝蓬乱；肤色略显苍白，那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女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气色。而她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让人明显感到她的身上浓重的书卷气。
我知道，这样形容一位正在狱中接受教育改造的罪犯，似乎有点不妥。但是那真的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杜撰，不是瞎编。
“我的犯罪入狱，断送了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幸福。”她的表情异常伤感。
“我是1963年毕业的老大学生，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工作。1988年以前，在本市某权威专业建筑设计院工作，从事房屋建筑工业、民用建筑设计。北京城里，我参与设计的医院、饭店、使馆、宾馆以及住宅小区、工厂等等重大建筑，很多。”她开口跟我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防备。我不知道管教是怎样跟她说明我的采访目的，但有一点我看得出来，她知道我是一个记者。面对一个记者，如此坦白，我真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坐过几年监狱的人。却相反，她的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单纯。她的单纯让我觉得有点心酸。她向我讲述她的经历，连她的具体单位甚至她单位具体在北京的什么方位都讲了，我想，那是她一辈子从事技术工作特有的严谨和一丝不苟。
“1988年，因为工作需要，市委有关部门决定把我调到某实业旅游开发公司，组建设计公司。该公司属市委局级单位，设有开发公司、建筑公司，但缺少一个中间环节的设计公司。我被调到这个公司以后，任党支部书记兼公司经理，就是俗话说的，单位里的一把手，负责全面工作，掌管所有权力。”她的叙述口齿清楚，声音浑厚，虽然听起来明显苍老，但还是很有力量。她对自己经历的叙述，如数家珍，连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发生事件的具体时间都记得非常准确，我真有点怀疑她是经过准备的，因为她讲话的声调和语气像背诵课文一样熟练、顺畅且听不出感情色彩。
“那怎么会出事呢？”我非常不愿意太直白地去问她的“问题”，但又不得不问。
“在我当经理期间，1997年，因为一个工程一张支票，共计6。9万元。因为做模型、换成现金、法院认定构成了贪污罪。”她的话语第一次出现了不连贯，甚至出现了语法上的不规则。但她没有一个字说自己冤枉，我觉得这是她与我所采访的许多罪犯最不相同的地方。
“那个时候你多大年纪了？”我问。
“那个时候我已经59岁了，如果60岁退休，再有一年我就该退休了。退休之前，发生了这件事。唉！”
“我想，你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在经济效益上还可以吧？”
“挺好的。”她说。
“那就是说，不应该在钱的方面出现问题的。”问这话的时候，我有点小心小心翼翼。是怕伤害她作为一个年长之人的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罪犯面前感到不知所措。
她先是一愣，然后说：“一般的……嗯……，一般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嘲讽，我知道那是针对她自己的，我感觉到她的不好意思，有点难于启齿。因为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表情很怪，同时词句很不流畅，不想说，又不能不说，像是犹豫，又像是不知如何表达才好。
“因为从事技术工作，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挺好，而且我们的实际工资真是挺高的。”她继续说。
“那怎么还会这样。”我觉得我有点穷追不舍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这样，我又怕她不再说下去。
她仿佛陷入了一种回忆。“这是我在工作当中、人际交往当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当时觉得自己是经理，一切都很方便，为了方便而忽略了国家的财务制度和法律。走到今天，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主要是我自己做人的失败。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愿意把事情……”她明显的犹豫了一下。“嗯，把事情再搞复杂。”她居然用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官样概念。一种老年的、饱经苍桑的城府，这个时候在这位单纯的老人身上显露了出来。
我明白，她不想再去论说案子本身。但这并不说明她对自己的案子没有想法。
“我被判了有期徒刑8年。”她像是自语。
我想，林一凡贪污的金额是6。9万元人民币，法院判她有期徒刑8年。从法律本身来说，应当属于“重”判。因为我知道，按法律本身的规定，贪污罪原则上是一万元判一年，特殊情况从轻或从重，具体分寸由法院的法官来掌握。
“从法律程序说，我这属于重判。”林一凡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进一步对我解释说。
“为什么呢？”我问。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无奈。
“因为我不认罪。”她第一次用了非常果断的口吻。“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我都没有认罪，律师给我做的也是无罪辩护，他们说我态度不好。”
“是哪个单位举报的你？”我又问。
“我想，事出肯定有因，法律应该不会无中生有，但是究竟是谁或者哪个单位举报的我，我真的不清楚。”看的出，她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她不想说。
我很想知道她面对自己贪污罪的深层心理。可是她在说完了她的工作经历以后，便沉默不再说话。她望着我，眼睛里含着笑。我还是无法把一个面带这种微笑、脸上充满慈祥的微笑的老人，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我望着她，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我和她面对面，互相望了有几分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记者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