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三部分三大厄运
我们持续上山，慢慢接近乌梁海人的部落。他们的蒙古包在稍平的悬崖边，勉强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地，但也倾斜得紧。从外表上看来，乌梁海人和蒙古人差不多，只是他们的蒙古包看来比一般草原牧民的更简陋，一副随时要搬迁的模样。他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只待上两三天，就得拔营。讽刺的是，我却在这里看到了水患的迹象。乌梁海人在蒙古包旁挖了一个水沟，把水导向邻近的一个水坑。前一个晚上，大概突然下了一阵大雨，淋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东西都浸坏了，害得他们小小破了财。
乌梁海族人最近的运气坏透了，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们说，大旱超过两个月，许多小牛在低矮的山谷饿死，所以他们只好爬到这么高，看看还有没有剩余的牧草。“大夫”告诉他们，他发现一只死于瘟疫的土拨鼠，劝他们赶快迁地为好。乌梁海族人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
“这真的是最后一击了。”“大夫”翻译，“他们现在连这个谷地都不能待了，只好到别的地方去。放牧季节已经接近尾声，别的地方想来也找不到什么牧草。他们说，这是他们第三个坏运道了。”
“我知道干旱和瘟疫，”我说，“但是还有一个坏运是什么？”
“看看你的脚底下。”
我低头一看，脚底下爬满了蝗虫，每颗碎石中间都挤了十来只。
“蝗虫。剩下的一点牧草，也被它们啃光了。”“大夫”说。
《圣经·出埃及记》中的三大诅咒全部到齐，还集中在同一时间，难怪乌梁海人被折磨得面无人色。
我们也不能在乌梁海部落逗留了。死土拨鼠的消息让这里的人放弃挣扎，决意踏上征途。他们跟我们说，明天一早就要拔营，挥别这个让他们倒了大霉的谷地。“大夫”也很急，要我们立刻离开这个区域。他害怕地方当局知道谷地中有瘟疫蔓延，会下令隔离。换句话说，我们会被困在这个谷地里至少一个月，什么地方也别想去了。他说，我们最好往西推进。乌梁海族人也在这个谷地看到了快要死掉的小牛和啮齿动物。我以为，小牛可能是因为草料不足，才奄奄一息，但土拨鼠、鼹鼠之类的动物，也濒临垂死的边缘，可能就与瘟疫脱离不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第三部分土拨鼠疫与黑死病（1）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棚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鸥（terns）、鸬鹚（cormorants）沿着河道飞越数万英里，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阿尔泰山山系，这里是它们旅途的终点。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乌兰巴托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流行病的动态。第二个星期，我、保罗和“大夫”结束了阿尔泰山的调查工作，回到蒙古共和国的首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联络，向他们汇报瘟疫在蒙古散布的情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黑死病这种瘟疫是被列为最恐怖、最致命的恶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驻单位应该立刻把蒙古的病情往上呈报。谁知道他们闪闪躲躲，问不出半句实话，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一味推托，只说我应该去向蒙古的公共卫生部报告我的发现。
这次又是“大夫”帮上了忙。蒙古政府正在进行改组，致力改革，新上任的公共卫生部长先前是个医生，偏巧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到了公共卫生部，想跟部长约个拜会时间，正巧见到他从走道的另外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我们就直接向他说明来意。部长虽是个大忙人，但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马上就抽出时间，跟我们讨论蒙古瘟疫流行的现状。
第三部分土拨鼠疫与黑死病（2）
奈马达瓦博士是新一代的蒙古行政官员，博学多闻、精明干练、坚定果决又诚恳实在，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如果你一年前问我蒙古瘟疫的事情，”他用极为流利的英文跟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说，瘟疫在咱们蒙古早就绝迹了。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了几十年，连这点流行病都治不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以前提到瘟疫，我们都说瘟疫已经根除了。现在改革开放，讲究实事求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单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就很需要你们西方的协助。没错，在我们蒙古是有瘟疫，也还是地方性的流行病。我们认为从苏联引进的活体疫苗（live vaccines）不像宣传的那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