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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吴素梅的影子，一问方知她是给烧茶炉的老张头儿送病号饭去了。
利用等混饨的功夫，李宪平先去了老张头的宿舍。下午上班前，行政股长王富达已向他汇报过老张头的伤情，头顶上缝了十几针，右臂被砸伤，但没伤及骨头。当天因怕出现意外，医院留老张头观察了一个晚上。说估计休息个十天半月的就能痊愈。顶替老张头的人他也找好了。
李宪平进门的时候，吴素梅正坐在床头为老张头喂混饨。老张头的头上缠满了绷带，右臂用纱布挂在脖子上，一老一少活像支前的女民兵在服侍伤病员。他上前慰问过老张头，打着哈哈说：“有吴大管理员这么精心的侍候，咱们老张头儿的伤一定好得快。想吃什么您就跟小吴说，别客气。”
吴素梅绷着脸说：“你这大厂长还笑呢？咱厂那个茶炉房可该好好修一修了，什么样啦？谁看着都悬，再不彻底修一下早晚还要出事！”
“接受吴大管理员的批评，”李宪平变得十分严肃地说，“我跟老王说过不知多少次了。这回是下决心要翻建一个新的，也改善一下老张头儿的工作环境。厂里钱再紧，这个事也要办！上面不批，咱们就来个先斩后奏。”
吴素梅抿嘴一笑，不再说什么。她与厂长李宪平之间的玩笑总是很有分寸，不当着人的时候彼此之间称职务，而且要在职务前加个大字，如此而以。而在公众场合则是李宪平称她小吴，对方称他厂长，彼此心照不宣。
因下午在工会听到给吴素梅介绍对象的传闻，李宪平偷偷端详了她几眼。
吴素梅的衣着总是那样素雅，就是夏天也很少见她穿裙子。她这种年龄的女性大都除了烫发便是梳着辩子，扎起蝴蝶结，而她总是一头短发。从头到脚她总是那么干净，利索，但有心人能看出，她是有意识地掩盖着自己的青春和容颜。时间久了，人们已经习惯认可了，似乎觉得她那样的身份就该是那样的。有一种念头不知在李宪平的心头出现过多少回，那就是如果他还有娶妻成家的资格，他一定会娶这样的女人。
李宪平起身要出门时，发现老张头的屋里多了一张床铺，上边的床单干干净净，他估计准是新来的那帮学生，因为老张头的工作特殊，每天要起大早，吵别人的觉，没人愿意和他一屋。问过老张头，方知新住进来的是何小波。
“挺老实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不爱说话，刚才见小吴来就出去了，像个大姑娘。我天天吵人家的觉他也不说什么。”老张头介绍这位新室友时显然挺称心的，他闹不清什么是右派，也没人跟他说这个。
李宪平见何小坡的床头上放着一本书，拿起了一看是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小说写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空军英雄亚利山大，在执行一次敌后轰炸中飞机被击落，在雪地里爬行了几天几夜后被救，但被冻掉了双脚。小说的主人翁伤愈后装上了假肢，他不仅重上蓝天，而且还获得了忠贞爱情。李宪平在广播中断断续续听过这部小说，故事非常感人。他将书放回原处，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接受的这两批右派分子的档案李宪平全看过，尤其是对这个钢铁学院的何小波划右的材料有些印象，他依稀记得材料上内容极为简单，只是说何小波对组织观看革命题材的电影有抵触情绪，至于是如何抵触的，材料上又没作任何交待。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对一部写苏联战斗英雄的小说如此喜欢的青年，能会对中国革命题材的电影有什么敌意？即便对哪部电影不喜欢，也能成为划右的根据！他有个感觉，那就是觉得反右很可能扩大化了。
全市为期三天剿灭麻雀的战役终于胜利结束。有几百万人次参加的大会战取得空前的战果：共歼灭麻雀四十万零一千一百六十只。至于全国的战绩当然就更辉煌了。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麻雀大遭殃，粮食省满仓。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蹋每年按五斤计算，全年可节省粮食二百万零五千八百斤；再按每只麻雀一年繁殖十五只计算，又可节省一千五百零四万三千五百斤粮食，把前后两项加起来，这些省下的粮食可以供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人一年的食用。
从以上统计的数字看，可谓战果辉煌。
这篇评论见报的当天中午，陈爱兰连续广播了三遍。两天来，她始终处于极大的兴奋之中。两天前，她的一篇“老太太轰麻雀有绝招”的报道在北京日报见了报。内容写的是她家的邻居李老太太因患腿病下不了床，不能参加街道组织的歼灭麻雀的行动，就将自家的一个大铃铛拴在屋门外，绳子的另一端拴在屋里的床头上，看见麻雀落下喘气就拉动绳子，铃铛一响吓跑了麻雀。虽说稿子登上报只剩下不到三百字，题目也作了改动，但登的位置比较突出，她的不少亲戚，朋友都看到了这篇报导，吵着让她请客。两天里，她先后买了二斤大白兔奶糖快撒完了。
人们吃了她的糖还要逗她，问什么时候吃她的喜糖。快满二十五岁了，这种年龄的单身女性是很容易引人注目的，厂里厂外都有熟人张罗给她介绍朋友，但又都被她以各种理由回绝了，人们猜想她一定有了意中人，八成是部队上的军人。因为传达室接到过给她的来信，信的落款是部队的番号。其实信是部队上一位表弟写来的，但她从不解释，反到愿意将错就错。
陈爱兰的内心深处真的藏了一个人，已深藏很久，那就是厂长李宪平。将这样的人暗恋为自己的意中人，有时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个厂长又是立过战功的功臣，而自己只是个普通女工，两者的差距太大了，但她就是“轰不走”那个影子，仿佛那个影子已牢牢地印在了心里。对她来说，暗恋是苦恼的，也是幸福的。令她苦恼的是内心的秘密似乎只能深藏不露，哪怕是对自己的母亲也不能说。一旦说出去，再知心的朋友也会给对方留下攀高枝的疑问。
她曾无数次地扪心自问，如果对方不是一位领导干部，她会喜欢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喜欢他爽朗的性格，喜欢他带有幽默的谈吐。但说出去有谁会相信呢？人们一定会说她是盯上了人家的地位。她承认彼此之间地位的悬殊，一方是身经百战的领导干部，是厂长，另一方只是个高中都没读的普通工人，冷眼一看，两者之间的差距如同天上地下。所以她又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放弃，但她从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屡次得到信息又使她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希望。这个人就厂里的书记邹晓风。
邹晓风喜欢在她面前提李宪平，讲他的过去，讲他的光荣史，用的全是褒美之词。讲的次数多了，有时竟是重复他已讲过的故事，但他讲得依然是那么认真，似乎所讲的一切全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
有时她正在邹晓风的办公室请书记审阅广播稿，李宪平要是这时进来，邹晓风总会不失时机地夸上她几句说，瞧瞧，小陈的这篇稿子写得满够水平啊！要不就会对她说，以后我不在你就找咱们李厂长，在部队人家也是位大才子呢！他学问全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接着就会向她介绍李宪平的父亲是如何为国捐躯的。他讲这些故事时是那样的动情，那怕是重复也是如此。她如何破译邹书记的意图呢？似乎答案只有一个。尽管她对自己的判断信心不足，但对此她还是心存感激，留住了心中那个希望。
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与她换电影票，那是厂里组织看电影“红色风暴”，邹晓风问明她发的票是后面的，就提与她换票，说怕在前面看晃眼。换给她的票是十排中间的，位置比她的票好得多，电影快开映时才发现坐在她身边的是李宪平。得知她的票是换来的，李宪平只说了一句，还是你这丫头儿鬼。结果闹得她整场电影没看好，可散场再找李宪平早已被人拉走了。
至于陈爱兰对李宪平态度的判断，她虽没有观察到他对自己有什么亲近的举动，但至少可以断定对方并不讨厌她，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宪平有时支使她帮着打个水，买个饭的十分随便，这像对别的女同志那样客气。
陈爱兰特意留下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准备给李宪平的，她已两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在前走过，但门始终上着锁。这天下班前，她再次从厂长办公室门前过，门开着却是一屋的人，只好又一次失望地走开了。
下班后，她假装打电话，躲在传达室直到看见邹晓风骑车出了厂门她才出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