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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那一晚之后，他们至少有三个月再没谈过分手、离婚这样的话题。
石国栋至今认为，如果没有妻子全身心地呵护，他真不知道那以后的几个月里会怎么样。残酷的现实给他造成的落差有多大，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从一名党的中层领导干部、受学生们尊敬的大学讲师，沦为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那感觉尤如从九天之上一下子跌到万丈深渊。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学习班与批判会，一度他成了各个系都抢着要的活靶子。他弄不清这是那位领导对他的特殊“关照”，还是自己过去的那些同事急于借此表态，与他明确划清界线。最忙的时候，他一天要赶三场批判会。这个批判会还没开完，外边已有人等着“接他”了。
令他最难过，最尴尬的莫过于去接受学院团委系统组织的批判会，批判他的人群里有他心爱的妻子。那感觉就如同当众剥光他们夫妻身上的衣服，尽管人们说着几乎千篇一律的套话，甩给他的大帽子下面并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依然有那种感觉。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妻子难过。虽然过后他从未问过妻子当时的感受，但他完全可以想象，即便用万箭穿心来形容也不为过。但妻子挺过来了，而且回到家还要做出轻松的样子，跟他找话说，抢着做饭，做家务，尤如他是刚从前线归来的战斗英雄。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妻子有机会接触其它院校的同行，搜寻到大量有关“反右”方面的情况。回家后她将这些情况讲给他听。妻子的用心他是清楚的，无非是想让他知道，他这样的情况多着呢，这么多的人总不会都处理吧！
正是从妻子那里他得知，一个清华园整出了５００多右派；还告诉他哪几个党内的知名人物被划成了右派，这些人的资格大都比他老，党龄比他长。那天给他讲了一个“一滴眼泪打成右派”的故事：清华大学的一女学生，反右期间并没发表任何可划右派的言论，只因被人检举，因同情某人在肃反中的不幸遭遇而落了一滴眼泪，被打了右派。
后来清华园里传出的“考上个右派”，北大校园发生的，“选上的右派”也是妻子讲给他听的。头一个故事说的是，清华的新生柯某，其父在解放前经商赚了一点钱；解放前夕，恰逢一些有些眼光的地主纷纷贱卖田产以脱干系，而柯父却认为是捡便宜的大好时机，倾其所有置办田产。结果两年后的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没收财产批斗。因而在学校遭同学们的讥笑，说他爸真机灵，买了一个地主当。而柯本人高中毕业之年恰逢１９５７年，因受大呜大放的形势影响，他想到土改当时的政策是以收租三年以上才划地主的，于是为其父的遭遇表示不满。本来按反右的有关政策，对柯某这类有这种言论的中学生是不划右派的，只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谁料这位柯某苦读上进，当年竟以高分考进了清华，中学将有关材料转过来，问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作为大学生被转正为右派。他的老同学又拿这事开涮，说“你小子真能耐，考上了一个右派。”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北大一位应届毕业生李某的事。在“大呜大放”阶段，北大各系的党组织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不少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不对劲，躲到一边当观潮派。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更不愿这时候得罪人，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愿伸头。但架不住党组织，团组织反复动员，终于有人抗不住响应了号召，提了一些意见。李某是其中的一个，他是某系四年级某班的班长。党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后来怕交不了差，同学们就对他说，你是班长，你就代表大家说几句算了。李某推脱不掉，就不疼不痒地提几条意见，说的大多是毕业分配的问题。谁料李某后来与那些被动员提了意见的都划成了右派。而李某的右派等于是班上同学选出来的。
石国栋怎会不知妻子的良苦用心，她专捡那些比他冤的例子讲无非是为帮他找个心里平衡，让他想得开些，让他知道冤死鬼不只他一个。其实妻子大错特错了，他听了这些非但难以达到心里平衡，反而更悲伤，更痛心了，一个被他视为亲生母亲的伟大政党，怎么会一下子将这么多的人推向了敌对的一方？一个充满自信，曾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政党怎么会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弱不经风，竟会视一些不同的声音为洪水猛兽呢？
他尤其对伟大领袖发出的“诱敌深入”的“阳谋”先是不信，继而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谦恭地请人家提意见，反复动员人家“呜放”会是“诱敌深入”？会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他老人家怎么就不曾想到这一号召会有多少听党的话的忠诚战士跟进，义无反顾地积极响应而“随之深入”呢？
他想不通，如此伟大的人物也会发生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也会有如此轻率的随意性？他旦愿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下面某一个环节出现了偏差，他看到的都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他盼望着扭转这一局面的奇迹发生，但奇迹没有发生。他每天从报纸上看到的，从广播听到的，都在一遍又一遍的证实，大势不可能发生逆转。他渐渐有些失望了。
为此，石国栋悲观地连申诉材料也不打算再写下去，他认定在这种形势下没人敢给他翻案。现在正是人人自保的时候，校园里没人敢理他，连过去的好朋友见了他都如同路人。一次他在校园一条小路上与一关系不错的老熟人“狭路相逢”，躲闪不及只好微笑着向对方点了一下头，不想那位老熟人如同被蝎子蜇了似的跑开了。而这种时候向谁递补交诉材料，如同向人家怀里塞炸药包，不吓坏人才怪！联想到，清华园里一位中央委员的女儿也被打成了右派，无非是给谁提了意见，有几分言论而以。中央委员尚且保不住自己的女儿，足见形势之严峻，他又何必再往刀口上撞呢？
但又是妻子的坚持，最终在她的鼓励下，他写完了自己的申诉材料。
郑雅华说；“反正已将好人打成鬼了，再给你加个不服的罪名也坏不到哪儿去。现在的问题不是当个老实的鬼，还是当个不老实的鬼的问题，而是追回你做人的名分。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能放弃！”妻子之所以信心比他足，是因她的入党介绍人现位居高教部的司长。她想通过这层关系将丈夫的情况反映到高层领导那里，妻子深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申诉材料写完后，郑雅华自告奋勇想亲往高教部去面呈这位司长。石国栋晓以利害，终于说服妻子改变了主意。理由很简单，万一这次申诉失败，又被人捅出来，妻子这条为右派丈夫翻案的罪名就足以将她补划进自己的行列里来。妻子是维系这个家庭的精神支柱，这个家不能没有她。况且妻子的这位老关系他也见过面，何必再让她冒掉进火坑的风险！
在司长的办公室，石国栋见到了想见的人。
司长没有翻看他递上的申诉材料，而是要他简单扼要介绍一下申诉材料的内容。司长面部表情十分严肃地在听他的讲述，时而眯起双眼，时而皱起了眉头。十分钟后，终于冲他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本来他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想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的，即便这位司长知道他的过去，他仍想着重讲讲的，他觉得这十分必要。他毕竟过去是把脑袋塞进裤腰带跟着党干过革命的一分子啊！但司长不想听下去了。
司长用有些沙哑、低沉的语调说：“国栋同志，听我讲几句好吗？”他显得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因为他听到了“同志”，这久违的称呼。
“我个人完全相信你讲的这些全是事实。不排除是由于与某些领导的误解，造成了今天的结果。但要想将这个结局扭转过来，不那么容易，也可以说还不是时候，或说是至少眼下还不是时候。即便是现在定的调子高了一些，严厉了一些，也没有什么。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嘛！”
“可我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这还不是最后的处理？”石国栋不顾一切地争辩了一句，仿佛对方的手里就掌握着能改变他命运的东西。
“你听我讲，有些事情是要到运动的后期才能看清楚的。你也算参加革命时间较早的同志啦，应该领会党的有关政策。党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一向是非常谨慎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眼下你要有耐心，要相信党。运动有时好比打仗，有些误伤总是难免的。今天我多说几句，最后还是要在已划右的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