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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和这些不幸的父母坐在一起，他们精神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茫然无助；母亲们内心深处则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
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我们曾把它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但所有的过去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曾栖身其中。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藉。
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难以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性，以及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坐落在墓园一角和栅栏边的那些小小的坟茔，永远容纳不下心头的伤痛。死去的婴儿没有给我们留下回忆．他们留下的是梦想。
我忘不了初为人父和殡仪员的最初几年，生育孩子和掩埋孩子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半夜里我常会醒来．悄悄跨进儿女们睡觉的房间，俯身床前，听他们均匀的呼吸。这就够了。我并不奢望他们成为宇航员、总统、医生或律师，我只要他们好好活着。像父亲一样，我学会了恐惧。
我从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可能致命的后果。我们住在殡仪馆隔壁的一幢旧房子里，孩子们在侧院玩橄榄球．在停车场溜旱冰，然后是滑板、骑自行车，最后是开车。在4个孩子分别是10岁、9岁、6岁和4岁那年，他们的母亲和我离了婚。她搬走了。孩子留给我。面对4个伤心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长久以来。婚姻已成为痛苦，离婚虽然使我得到解脱，我也为之高兴，但我同时意识到，做一个单亲家长。意味着在诸般不便之外。全靠你的一双眼睛盯着孩子们，不再有第二双；你的一对耳朵得时时注意倾听；只有你一个人的身躯为他们挡开灾祸；只剩下你一颗心为他们操心。冲突少了。担心多了。房屋本身隐藏着危险：水池下放着消毒剂，每件电器都可导致触电，地下室缺氧，厨房垃圾能传染疾病。
每当孩子不仔细看两边的路就跨进车如流水的大街，我不免急火攻心。打耳光、破口大骂、摔门、踢狗、握紧拳头想揍人，老天，全是因为爱！爱给人伤害，因为有爱才会有哀痛。那是我们向生活中我们无力控制的一切宣战。这样做，适合装英雄，适合演戏，却不是抚养孩子的正道。
如我所知．信仰才是治疗恐惧的唯一良药。信仰就是你知道有人在此负责，检查身份证，守护边界。信仰正如我母亲所言：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好像是一步跨进不由我们支配的未知领域．但我们在那里始终是受欢迎的。
有这么一件事。不久前我刚送走一个女孩，她叫斯蒂芬妮．得名于石匠的保护神、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她是被扔下的一块墓地的石碑砸死的，当时她正睡在汽车的后座上。时当半夜，他们全家驾车沿着州际公路前往佐治亚州。他们是傍晚时分从密歇根州出发的。要到佐治亚州一个农场看圣母显灵。据说每月的13号。圣母都会现身对信徒讲话。当他们在夜色中穿过肯塔基州中部时，一群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正在墓地里撬石碑玩。他们最后选中了一块，天晓得准备拿去干什么。走过高速公路上方的天桥时，他们累了．不想再要那块石头了。桥下，南行车流的灯光闪烁如一条长龙，他们没有恶意，纯粹是恶作剧，把那块石头越过栏杆扔了下去。不偏不倚，就在此刻，斯蒂芬妮父亲驾驶的车疾驰而来．被石头砸个正着。石头以每秒32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汽车以70英里的速度往南开。石头击碎挡风玻璃，擦过斯蒂芬妮父亲的肩膀．惊醒坐在旁边的母亲，从两个座位中间穿过，击中了正在后座熟睡的斯蒂芬妮的胸口。在后座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妹妹．而斯蒂芬妮刚刚才和弟弟交换了位子。斯蒂芬妮当时未死，她的胸骨被击碎，心脏受了重伤。路过的一位卡车司机停下，通过无线电替他们求救。可是，这是在周五凌晨两点钟，在肯塔基州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速公路上，救援需要时间。全家人在路边祈祷，斯蒂芬妮抽搐着、呻吟着，两小时后死在医院。斯蒂芬妮的母亲在后座找到那块致命的石头，交给当局。石上有“福斯特地界”的字样，后来查明，那是“复活节墓地”福斯特区的界石。
事情有时宛如多重选择题。
第一，这是上帝的旨意。黑色星期五，上帝一早醒来，说：“我要斯蒂芬妮！，’对这件离奇的意外，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仔细回想事情的经过，太像上帝的杰作。如果是另一种结果，我们只能称为奇迹。
第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知道此事。或迟或早他一定会听说，但他没有干预，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依从于自然法则——关于重力和运动以及静止物体的定律——所以他无意改变那些偶然或刻意得到的结果，他沉痛地向我们通告不幸的发生。我们能理解他的立场。
第三，这是魔鬼干的。如果我们相信善的存在，邪恶亦然。有时候，邪恶会抢在前面下手。
第四，与上面所说的全不相干。倒霉事发生了，生活就是如此。忘掉它，继续活下去。
或许还有第五种答案：上面的理由都对。生命的神秘，就像数十年来的祈祷，那荣耀而又悲哀的大神秘。
每一个答案都无损于我继承来的信念：父亲的恐惧和母亲的信仰。如果它是上帝的旨意．我会说，主啊，你真丢脸。如果不是，主啊，你真丢脸。没什么两样。我会对着全能的主挥舞拳头．问他：“那个13号的凌晨，你究竟在哪里？”他自然有借口，每天都在变。
那没有浮出水面的答案，那信仰并不要求的答案，将属于斯蒂芬妮的父母，以及多年来我所熟知的成百上千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8
最好的注脚
作者：丁建峰
何兆武先生是我敬慕的前辈哲人，他译的《思想录》、《西方哲学史》等名著文字优美，功力与学思并臻上乘，嘉惠了不知几多学子。最近，由何先生口述、文靖整理的回忆录《上学记》出版，更是当代读书人的大幸事。
何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回顾自己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讲古”顺畅明晰，要言不烦，话语清澈如水，味淡而永。这不是那种“闲坐说玄宗”式的一味慨叹，而是通过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生动描绘，揭示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书里描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读书生活。那时的环境艰苦异常，可是为什么能出现如此之多的大师级人物呢？何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理念。那时，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
例如，当时教“政治学概论”的周世逑先生第一节课上，就批评“国父”孙中山对“政治”的经典定义——“管理众人之事”，周先生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何先生当年在建筑系就读，但为了听陈寅恪的课，不惜和高年级的同学挤在窗下“偷听”；他不要学分，旁听了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深受启发，“乃至于现在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是极宽松的，“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期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甚至“散漫”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之精神”，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师也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西南联大的生命之源，成就之基。
有些人也许会质疑：这么自由散漫，不是乱套了吗？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乱”，蕴含着人类最完美的秩序，整齐划一反倒是思想的大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只要没有外力的阻挠，让少年学子自己选择最感兴趣的方面去发展，并提供较适宜的人文条件，就会结出丰硕�